古人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有没有道理？其实，这话在战术细节上可能没法尽善尽美，但在宏观战略上肯定大差不差。不要有救世主心态，没有文化认同的人之间根本不一样。 以色列轰炸卡塔尔，我们反应平平，但欧洲跟炸锅似的。因为卡塔尔是美国盟友，欧洲感同身受，难免兔死狐悲。 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却充满着同情，当辛瓦尔用棍子对以色列无人机完成最后一击时，我们觉得他在那一刻成圣了。看到无助的加沙儿童时，我们会热泪盈眶，给他们送去人道主义援助。 落后就会挨打，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。但无论以色列屠杀多少巴勒斯坦人，暗杀多少伊朗官员和科学家，欧洲人都表示无感，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丛林法则。所以，英法等欧洲国家直到最近才承认巴勒斯坦国。 历史上，真正体现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是唐朝。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唐太宗的这句名言折射出唐朝的开放包容气度，成为这个伟大王朝的鲜明标识。 在唐朝广阔疆域内，突厥、粟特、高句丽、契丹等各族将领们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，他们甚至可以手握重兵，权倾一方。但公元755年，安禄山——这个粟特与突厥混血的节度使，却让盛唐的繁华稀碎一地。 李唐皇室原本就有鲜卑血统，其皇后长孙氏也是鲜卑人。这种多元血统背景，让初唐统治者对胡人几乎没啥芥蒂。比如尉迟敬德作为鲜卑族人，不仅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，更被后世尊崇为门神。 唐玄宗时期，胡人将领任用达到顶峰。李林甫为了巩固个人权位，建议玄宗大量任用胡人为将，理由是“胡人忠勇无异心，且无文吏干政之患”。玄宗采纳这一建议，安禄山得以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掌控近20万精锐部队。 唐朝在河北地区大量安置归降胡人，使这里成为“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、营州界内”的胡化深重之地。这些胡人自幼习练弓马，战斗力强，成为唐朝节度使争相招募的对象。 其实，唐朝重用胡人将领的本意是巩固边防，却因制度缺陷而引发灾难性后果。安史之乱就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不仅夺走了无数生命，也将中国历史推入了截然不同的轨道。 军事上，节度使权力过大。安禄山一人兼任三镇节度使，集军权、财权、行政权于一身。他通过收养义子、厚赏士兵，使部队“父子相承，恩若一家”，形成了只知将令，不知朝廷的私人武装。 政治上，唐王朝对胡人将领失控。安禄山在长安安插耳目，随时掌握朝廷动向。他甚至认杨贵妃为干娘，借此接近玄宗，获取信任。李林甫死后，朝中便再无人能制约安禄山，而玄宗仍沉浸在“胡人无根，易制”的幻想中。 经济上，均田制瓦解，导致兵农分离。许多失地农民成为职业军人，对将领产生人身依附。玄宗时期，全国镇兵达49万，战马8万匹，仅战马每年就需耗粮近900万石。巨大的军费压力迫使朝廷将更多财权下放地方，进一步强化了节度使的独立性。 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成为唐朝中后期的顽疾，最终导致王朝灭亡。其实，唐朝节度使制度的致命缺陷，就在于违反了“军政分权”这一传统政治智慧。当安禄山同时掌控三镇军权、行政权和财权时，叛乱就成为了制度性的必然。 因为唐朝在进行此类制度设计时，并未充分考虑人性弱点，低估了权力诱惑对人性的腐蚀力。面对皇位的诱惑，别说同族，就是亲父子、亲兄弟也会相残，堪称史不绝书。 此外，文化认同比血缘身份更为重要，唐朝在河北地区安置大量胡人，却未能有效推进文化整合，导致该地区“胡化”严重，与朝廷离心离德。 恰恰因为有了唐朝教训，导致宋朝又因为恐惧武将专权，过度强调文治，阉割自家军队之血性，几乎打断了汉家男儿之脊梁。这一断就是700多年，以至于明朝历时270多年都未能将其接续，接着又被满清折断。 直到新中国在朝鲜半岛单挑17国联军成功，我们才真正修复这根断裂的脊梁。所以，并非我们不好客，而是客人总想反客为主，鸠占鹊巢。当我们强盛时，他们跑来投靠；当我们衰落时，他们就会背刺我们，把尖刀插入我们的心脏。 每一次灭国危机，每一次向死而生，每一次灾难逆行……都是我们自家孩子在搏命拼杀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取了民族的存活。所以，我们欢迎外国人来华短暂旅游、工作和生活，但我们轻易不收留外人。 退一步说，如果接受外国移民，我们怎么向过去几十年残酷的计划生育交代？勤苦守恒业，始有数月粮。试问这种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，那些想移民中国的外国人拿啥来换？诺贝尔物理学奖、化学奖和医学奖级别的科学技术吗？ 历史没有如果，但有深刻警示。公元682年，被唐太宗迁至河北的突厥人后裔反叛，重新建立后突厥汗国。公元755年，安禄山攻陷长安，玄宗仓皇出逃。这些场景犹如历史的回响，提醒后人：任何信任都必须有制衡，任何开放都必须有边界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