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？因为人口的数量、质量和力量，决定了一个国家命运和一个民族的未来。任何人口负增长，断子绝孙的所谓繁荣富裕，都是饮鸩止渴。 任何导致更多人不结婚，不生孩子的文化，无论其披着何等华丽的外衣，都如同在文明根基上进行的慢性自杀。那些以“繁荣”为名却导向“断子绝孙”的道路，不过是历史天平上最可悲的献祭。 人口是文明血脉得以奔涌不息的源泉，是生存意志最雄辩的证明。一个文明的生命力，首先体现在其成员繁衍后代、延续文化的坚定决心与实践能力上。古罗马帝国衰亡，固然有政治腐败、经济失衡、外敌入侵等因素，但核心却是公民生育率的持续下降。 罗马城邦的辉煌，曾建立在能征善战、人丁兴旺的公民兵基础之上。但随着帝国的无限扩张，奢靡之风日盛，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侵蚀了传统家庭伦理，生育不再是光荣与责任，而是渐成负担。以至于罗马公民阶层人口萎缩，不得不依赖雇佣军来填充军团。 这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忠诚与战斗力，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认同与凝聚力。当血脉枯竭，再坚固的城墙也会形同虚设，再精良的武器也会无力回天。罗马的教训告诉我们：一个文明如果在生育上失去内在驱动力，就像被抽去了脊梁，其轰然倒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其实是我们血条够长，英雄血够厚，敌人杀不完，灭不掉啊！ 五胡乱华，从304年成汉政权建立，到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，整整135年。据一些学者研究，北方汉族人口从原来的1200万人锐减到400万人，整整少了2/3。 五胡先后建立过16个政权，前赵、后赵、前燕、后燕……每个政权都只存活20-50年。因为胡人人口太少，血条不够厚。只要一场决战失败，主力被斩杀，这个部落就会随之衰落，剩下的男女老少就会被下一个胡人政权赶出中原，赶到北方以北。 100多年前，我们也曾被逼入拼民族血条长度的绝境，好在我们人多血厚，厚到可以让各个团队都去做“实验”： 太平天国是“农民阶级+宗教”，义和团是“农民阶级+封建地主+军事贵族”，北洋军阀是“封建军阀”，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是“封建地主+封建军事贵族内部改良”…… 我们用穷举法探索了几乎所有道路，摸索过几乎所有社会制度，试问有几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？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民族而言，反抗并不是为了子孙后代，也不是为了民族复兴，仅仅只是为了多活几天，没了就是没了，灭了就是灭了。 亚述帝国、埃及帝国、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、拜占庭帝国、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帝国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现在，还有谁去祭奠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，古埃及人的后代混血混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。 放眼现代世界，在资本逻辑的绝对主导下，一切都难逃商品化的命运，包括人的时间、情感乃至生育能力。极致的个人原子化，将一切关系转化为赤裸功利计算，以及为了适应灵活积累而不断推迟，甚至放弃家庭组建的生活压力，共同编织成了一张无形之网。 日本“低欲望社会”中，大批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与生育的疏离，西欧与东亚诸多发达经济体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，无不揭示着资本驱动下的现代社会，在创造出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，也正在系统性瓦解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与文化基础。 这种“富裕中的灭绝”，难道不是一种更具讽刺意味的悲剧吗？所以，我们必须以最清醒的理智与最坚定的态度宣告：任何导致更多人不结婚、不生孩子的文化制度，在本质上都是反文明的，都是邪恶的！ 这里的“邪恶”，是指其客观后果是对人类生命延续这一最高自然法则的背离与戕害。当一种文化将个人满足置于种族延续之上，当一种制度安排使得组建家庭、养育后代成为难以承担的重负，它就是在釜底抽薪，就是在用当下的繁华幻象透支未来的生存根基。 北欧国家尽管拥有优厚的社会福利，试图缓解生育经济压力，但仍难以扭转低生育率长期趋势。这深刻说明问题远不止于经济，更在于精神与文化的深层危机：一种对未来的普遍性悲观，一种对传承的集体性冷漠。这并非进步，而是末路的序曲。 生存繁衍是文明第一需要，这是超越意识形态、不容置辩的铁律。它比任何主义、任何经济模式、任何文化潮流都更为根本。一个健康的文明，必须将其制度设计、文化导向、价值评判，牢固锚定在鼓励和支持家庭建设、人口持续再生产这一基石之上。 “国之于人，犹树之于根。”没有蓬勃生长的人口根基，任何繁华都不过是沙上城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重新将生命的传承置于文明价值的中心，让每一段婚姻的缔结、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，都成为对虚无主义的抵抗，对文明未来的投票。 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避免成为历史长河中瞬间湮灭的泡沫，才能让文明的薪火在世代交替的庄严节律中，永续不熄，生生不息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