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独秀的最后四年，就困在四川江津那个叫“石墙院”的地方，几乎是靠施舍活着。可这人

陈独秀的最后四年，就困在四川江津那个叫“石墙院”的地方，几乎是靠施舍活着。可这人骨头硬，哪怕活得寒酸，也绝不低头。   1938年夏天，他从武汉辗转到了重庆，本想找个清净地方安身。   结果在江津碰上了邓蟾秋、邓燮康这对叔侄，老朋友，开口就劝他：“来我们这儿住吧，地方大，花销小，还没人烦你。”   陈独秀一听，正合他意。于是就搬进了“石墙院”。   这院子原来是清朝进士杨鲁丞的宅子，三进四合院，表面看着排场，其实他住的是右侧一间耳房，十平米不到，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。   他那时候的日子，是怎么熬下来的？   靠北大同学会每月寄来的300块钱，偶尔写点文章挣稿费，再靠潘兰珍典当首饰补贴家用。   连饭都吃不饱，还得靠种土豆活命。   有一回，连土豆都没了，屋里还遭了贼。   贼不光偷衣服，连他写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手稿和印章“独秀山民”都顺走了。   好在过几天找回来了，可手稿已经被烧了一部分，他当场都气笑了：“窃贼也真风雅！”   但你要以为他穷成这样就会低头，那就太不了解陈独秀了。   蒋介石那边早就盯上他了，派陈立夫、陈果夫轮番来劝，说给他当劳动部长，还能组个“新共产党”，钱也不是问题。   陈独秀当场就怼了回去，连面都不见第二次。   延安那边也没闲着，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登门，说只要他写个检讨，马上就能回去。   陈独秀一句话怼了回去：“我不知道错在哪儿，何来检讨？”   他这脾气，是真倔。   后来连戴笠和胡宗南都来套近乎，被他一句“不谈政治”打发掉了。   但你别以为他就是个躲在山里搞清高的老头。   他是真有学问的人，晚年最用心的事，就是写那本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专门研究汉字的形音义规律，想给全国小学老师一个教学底本。   教育部那边倒是愿意花两万块买书稿，可条件是：书名得改。   陈立夫说“小学”这词容易引起误会。   可陈独秀死活不改，说这词在文字学里就这么叫，没得商量。稿费原封退回，书也没出版，只油印了50份送朋友。   有人劝他：“老陈，饿成这样了，还讲什么原则？”他回一句：“宁饿死，不收嗟来之食。”   朱家骅、罗家伦这些国民党高官给钱，他不要。   任卓宣、张国焘这种“叛徒”送钱，他更不要。他只肯收章士钊、胡适这些老朋友的帮忙。   他真没把自己当什么政治领袖，常说：“今生本色是书生。”   他写诗解闷，酒后一首《寒夜醉成》，里头写：“自得酒兵鏖百战”，孤傲又自嘲。   说来也怪，他是被蚕豆水给毒倒的。   1942年5月12号，那天他高血压犯了，喝了碗没煮透的蚕豆花汤。   没几天，包惠僧来串门，俩人吃了顿四季豆烧肉，结果他老胃病一发不可收拾。   5月27号晚上9点40分，陈独秀在石墙院走了。   屋里静得吓人，只有潘兰珍一个人守着。   临终前，他嘱咐她：“以后要自立，能改嫁就改嫁。我的稿费不能动，不许拿我名声换钱。”   这话，说得干净利落，像他一辈子走的路。   他留给潘兰珍的，就几只古瓷碗，和稿费。其他什么都没有。   葬礼的钱，还是邓蟾秋叔侄出的，楠木棺材也他们出面置办的。   人葬在江津鼎山脚下，连墓碑都不敢刻真名，只用了“陈乾生”这个科考名。   直到1947年，儿子陈松年才偷偷把他的灵柩迁回安庆，和元配高晓岚合葬。   他那几个孩子也都没好下场。长子陈延年、次子陈乔年先后被国民党杀了，女儿陈玉莹悲痛过度去世。   只有小儿子陈松年活到晚年，政府后来照顾了他一阵。孙女陈长璞，也一直在整理家族历史。   他住过的石墙院，如今是重庆市文保单位，墙上还留着他写的对联：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