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，马寅初当面向主席建议推行计划生育，希望用“晚婚晚育、节制生育”的办法给国家争口气，可主席一听，当场摇头，说人口是最大的财富，建设新中国离不开更多的劳动力，这个提议立刻被否了，还摆出一番让人难以驳斥的道理：人多才是力量，这个声音，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真理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！ 马寅初，早年留学美国，获得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，归国后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建设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长期关注国家经济结构与人口变迁，通过大量数据调研和农村走访，马寅初敏锐地捕捉到人口增长的加速趋势，自1949年到1957年，中国人口从5.4亿激增至6.46亿，增长速度远超历史常态，快速增加的总人口不仅让粮食、住房、教育等基础资源面临巨大压力，也让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捉襟见肘，马寅初通过调查和测算，发现若不进行有效干预，中国人口到2000年极有可能突破十二亿甚至十五亿，届时土地、粮食和社会服务体系将难以为继，他以经济学家的冷静视角，强调人口与资源的匹配关系，提出通过政策调控人口增长，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宏观思维与历史自信，毛泽东深知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社会，人口始终是国家兴衰的根基之一，在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的年代，冷战格局紧张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和孤立，毛泽东判断，庞大的人口不仅是工业、农业和国防建设的坚实后盾，也是抵御国际风险的重要保障，在他看来，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充足，能够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，几乎每一个重大工程都需要数以万计的工人投入，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多子女不仅符合农耕社会的生产需要，也延续着中国几千年“多子多福”的传统观念。 更为重要的是，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力军，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人口的压力就能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，粮食不足，可以通过开荒和改良耕作方法来解决；住房紧缺，能够通过大规模集体劳动快速建设，毛泽东认为，依靠群众的力量可以迎难而上，把人口红利转化为国家实力，与此同时，中国传统文化深植根基，“传宗接代”“家族繁衍”观念根深蒂固，贸然推行计划生育，必然触碰社会心理底线，甚至引发广泛抵触情绪，在毛泽东的国家战略考量中，人口规模不仅是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。 1958年，马寅初基于多年调研和理论研究，向毛泽东提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，他主张政府出台政策，通过晚婚、节育、宣传等手段，逐步降低人口增长率，让人口规模与资源承载力相适应，马寅初的建议并非出于悲观，而是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判断，他强调，人口过快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，短期看似繁荣，长期必将拖累国家现代化进程，马寅初的主张在学术界引发巨大反响，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，尚难获得广泛支持。 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判断，反对马寅初的建议，他认为国家正处于恢复和建设的关键时期，人口多才有底气应对国际竞争和国内建设，毛泽东强调，历史上任何强盛的国家都离不开庞大的人口基础，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建设双重任务，人口优势不可轻易放弃，在毛泽东看来，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冲突，关键在于如何组织和引导群众，把人口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。 两种思路的碰撞，实质上是经济学理性与政治战略、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深度交融，马寅初的方案强调用数据预判风险，用政策防微杜渐，防止人口对资源和经济造成长期压力，毛泽东则更注重国家现实需求与社会心理，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撑，这场争论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却展现了中国在重大转型期对发展道路的多元探索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人口压力逐步显现，六十年代后期，粮食短缺、就业紧张、住房拥挤等问题愈发突出，七十年代初，政策开始转向，晚婚、少生等措施在城市率先推行，1978年以后，计划生育被写入国家宪法，人口控制成为基本国策，政策转型的背后，既有对现实问题的应对，也有对早期警示的重新评价，马寅初的远见逐渐获得社会和政府认可，晚年获得平反并被肯定其学术贡献。 信息来源：环球时报《"计生教父"马寅初的平反，在今天再成争议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