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为了让日本亲口承认对华发动的细菌战，散光百万家财，硬跟日本打了41场国际官司，最终让日本不得不承认731对华实施细菌战的罪行。 九月十八日，防空警报再次拉响。同一天，电影《731》上映，很多人走出影院时眼都红了。 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部电影引爆舆论之前，另一场战斗已经在日本的法庭上，打了二十多年。 打这场官司的人叫王选。她懂日语，1995年，她辞掉了五十万年薪的工作，一头扎进了一场看不到头的诉讼里。 之后，她回到老家浙江义乌，也是当年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。她拿出了自己攒下的几百万积蓄，把上百位幸存者组织了起来。 她的工作，说起来都是些磨人的小事。她要一次次去探望那些因为感染炭疽菌，双脚溃烂了一辈子的老人，听他们讲当年的事，再一字一句地把这些口述翻译成严谨的法律文书。 甚至她还要联系日本国内有良知的律师，甚至找到了原731部队的老兵筱冢良雄，说服他站上法庭，亲口承认自己做过活体解剖。 而另一边的导演赵林山的战场在银幕上。他的团队花了整整八年，把哈尔滨、东京和莫斯科的档案馆跑了个遍。 终于，他们在莫斯科找到了苏联红军当年缴获的《731部队实验日志》原件。这本日志，成了电影的底稿，保证了片子里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，小到解剖台的样式，具体到绑在受害者手上的编号牌是什么材质做的。 电影里没有旁白，也没有解说，只是把当年的实验冷静地拍了出来。活生生的人被绑在零下三十度的户外，测试冻伤，冻僵的胳膊腿被木棍一敲，会发出冰块一样的脆响。 毒气室里，一个妈妈在最后一刻，拼命把孩子举过头顶，只为让他多吸一口干净的空气。 王选面对的，是日本整个司法体系的拖延和消耗。从1998年开始，她带着原告团在日本打了41场官司。 日本政府从头到尾都否认细菌战。人证物证再多，官司也被一拖再拖，等来的总是一纸败诉书。 而电影《731》遇到的阻力也一样。从筹备到上映，档期改了又改。总有人说这会“破坏中日友好”，也有人说画面太血腥“会吓到小孩”。 这些话，就像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老家的一个日本人，反问导演赵林山的那句：被打的人都快忘了，打人的人还有什么必要记住？ 但他们都赢了，只是赢的方式不一样。 2002年8月27日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，驳回了原告们的赔偿要求。但在判决书里，法官写下了一行字，首次在官方文件上，承认了“日军实施过细菌战的事实”。 王选和老人们花了近十年时间、几百万家财，终于撬开了日本官方紧闭的嘴。 电影《731》的胜利是另一种。它没打官司，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。很多电影院，特意把首映安排在上午9点18分，海报上写着警钟长鸣。 电影院里那些不出声、默默掉眼泪的观众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就像一个网友说的《731》可以绕开孩子，但731部队，当年没有绕开任何一个孩子。 这两件事，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王选的诉讼，为历史留下了铁证。而电影《731》，则把这些证据，变成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情感。 王选的坚持，是电影敢于直面历史的底气。而电影的传播，也让王选那场孤独的战斗，终于被我们看见。 无论是法庭上那份来之不易的判决书，还是我们手里的电影票根，都是一份凭证。它证明我们没有忘记，也提醒所有人，绝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。 信息来源：《感动中国》，共产党员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