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要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三个事件，枪毙杨宇霆事件，中东铁路事变和中原大战。 可偏偏东北军并没有第一时间迎战，而是遵照张学良的命令选择退避。这一幕让后人议论了几十年。 其实，这并不是单纯的“怕打”，而是三段往事堆积到一起，逼张学良走向了那个决定。 第一道隐患：中原大战抽空了东北兵力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，把本来守在东北的一大批精锐拉去了关内。张学良为了支持蒋介石，调走了十多万主力，结果东北防线空了大半。 到了九一八那天，留下的兵力既不够强，新的部队又没几分战斗力。敌强我弱的现实摆在面前，张学良再热血，也很难指望拼死一战能护住全境。 第二道阴影：中东路的惨败 再往前看1929年的中东铁路冲突。那时张学良刚掌权，斗志昂扬，想借收回铁路显示实力。 但和苏联红军真刀真枪比拼后，东北军差点被打散，输得干干净净。 这一次挫败给张学良心底留下了阴影，既然东北军连苏军都扛不住，那遇上比俄军更强的日本人，岂不更没胜算？正是这种挫败感，让他在1931年选择了谨慎的退让。 第三道变化：枪毙杨宇霆与东北政局 再加上1929年初的“杨常事件”。张学良在帅府手刃杨宇霆、常荫槐，把东北军内部最棘手的对手处理掉，也确立了自己的一言堂。 但问题是，杨宇霆这些人长期和日本有来往，也是东北对日外交的重要缓冲。少了这一重关系，张学良面对日本，等于直接赤膊上阵。 缺少老一辈“能周旋”的人物，他只能指望南京政府的外交，而蒋介石的策略是“先安内后攘外”。这样一来，东北真要打，日本敢豁出去，但南京却不一定会全力支持。 三件事合起来，东北防线就像一张被掏空的纸：兵力不足，士气受挫，外交孤立。 张学良站在局势漩涡中心，一边是蒋介石不愿直接对抗日本，一边是自己对东北军底气不足。 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、寄托在外交调停上。可惜现实并没有如他想象般宽容，东北三省几乎在一夜间就易手。 东北的丧失，给张学良内心带来的，是一辈子都没能走出的愧疚。这种耻辱感，催着他几年后在西安发动兵谏，逼蒋介石抗日。 从“不抵抗”到“逼抗日”，这两段选择看似矛盾，其实是同一段痛苦的延续。 站在后人角度，张学良的不抵抗，带来了沉重代价，他自然难辞其咎。但如果简单给他贴上“胆小怕打”的标签，就过于片面。 他的选择，其实是被兵力空虚、战败阴影、政治孤立三股浪潮叠加推着走的。 回到当年的场景，年轻少帅面对的，不只是打与不打的简单选题，而是满盘皆输的困局。 东北失去，他背负骂名，但同时也正因这段沉痛经历，才塑造了后来敢于“西安事变”的张学良。 他的一生，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，也让后世多了许多叹息与思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