庐山会议后，有一天，毛主席单独召见了罗荣桓。在谈话时，毛主席谈了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，对此，罗荣桓坦诚地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 1949年秋，北平的怀仁堂里，几盏灯在桌上闪烁，空气里混着一股煤烟味和新建设的尘土味。 新中国刚刚诞生，形势复杂，事情一大堆。除了政治机构要搭建，最高人民检察署的问题也摆在了桌上。这个检察署看似不起眼，但它的任务可不简单——要确保所有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按法律办事。 说白了，得有一个部门监督其他部门，避免权力滥用。 那时候，提出最高人民检察署的人并不多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种事非同小可。如果检察机关的权力被滥用，反而成了另一个麻烦。所以，选人时，必须谨慎。 毛主席早就看中了罗荣桓。大家口口相传，罗荣桓是个“最守纪律的人”。很多人觉得他性格固执，但毛主席认为，这种不随便妥协的性格才是做检察长的好人选。 确实，罗荣桓过去在战场上表现出了冷静和坚持，性格果断、原则性强。就算大家都紧张，往往他还能沉得住气。 尽管身体不如以前，罗荣桓还是同意接下这个职务。 毕竟，新中国刚建立，很多事情都在摸索，做些艰难的决策，是责任也是机会。 虽然罗荣桓的身体状况不好，但他并没有拖延。自从接手工作，他就全身心投入。一个人挑起重担，大家心里有些担忧，但没想到他开始时就打出了一个“高效”牌。 刚上任没多久，罗荣桓就组织了第一次检察会议。 会议地点很简单，就是中南海的一个小厅，桌上铺着一张会议记录纸，罗荣桓坐在头把交椅上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检察署的工作，是一个全新的工作。”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说得所有人都意识到这项工作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参考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罗荣桓亲自指导《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》的起草工作。 每天他都在文件里改来改去。人们常常看到他伏案批改，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这份文件是新中国检察系统的第一部法规，对后来的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两个月之后，条例终于通过了，毛主席签署批准，开始执行。 罗荣桓和他的团队，凭借着那份草稿和一个个黑白分明的条款，做到了很多人曾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。 紧接着，罗荣桓便开始部署各级检察机关的建立工作。 1950年初，他签署了一份《工作计划纲要》，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检察机关。这个任务并不简单。那时候，地方上没有足够的干部来承担这一工作，怎么办？罗荣桓决定先从公安部门抽调人手，解决短期内的人员问题。 虽然这个办法显得有些“凑合”，但在当时情况下，起码能确保检察机关能正常运转起来。 可想而知，检察机关这么快就能建立起来，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 刚开始，各地的检察署大多都设在一些临时的办公地点，几张桌子、几把椅子，办事的设备简陋至极。很多干部也同时担任公安等其他职务，几乎是“一人多职”，那时候谁都没空讲究这些，但至少各级检察机关的框架逐渐形成。 全国的检察工作从一张白纸开始，硬是被推出来了。 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，风头刚平，麻烦接踵而至。1951年，全国的编制会议上有人提出，要取消检察机关，改为与公安合署办公。这种话让很多刚刚投入工作的检察人员觉得心寒。 罗荣桓当时身体已经相当虚弱，可他依旧坚持要求写报告，向毛主席汇报情况。 他一方面让人搜集事实，另一方面指示大家写明检察机关存在的意义。 报告递上去后，毛主席批示，让检察署党组提出意见。 接下来，罗荣桓和他的团队一边搜集数据，一边写报告，列举检察机关在镇反等工作中的作用，甚至有些个案是检察署防止了错判，挽回了很多人的生命。 经过一番较量，毛主席最终决定，检察机关不能撤销，必须保留。 为了证明检察机关的必要性，罗荣桓和同事们奋力争取的结果，让很多人深刻意识到，这个制度是新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。 时间过去到1954年，检察署正式改名为“人民检察院”。 罗荣桓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，张鼎丞接任了检察长，罗荣桓转到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。 尽管他身体逐渐不支，很多工作也让其他人接手了，但他留下的制度框架却没有被动摇。今天回望，那些年，正是他为新中国的检察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1963年12月，罗荣桓因病去世，年仅61岁。 毛主席亲自为他写下了悼词，并在那篇《吊罗荣桓同志》的七律中，提到：“国有疑难可问谁？”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悼念，更多的是对罗荣桓的高评价和思考。 他一生坚定，做事有原则，从来不轻易妥协。对党忠诚，死也不让人感觉他做过任何背叛的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