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胡适在《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》一文中，对张学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这个‘少帅’张学良，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，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，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······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。” 胡适写下这话的时候，人在美国纽约，距离他离开大陆不过一年。作为常年关注国家命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他对1930年代中国的动荡始终揪着心，而张学良在那段历史里的角色，恰好成了他焦虑的一个出口。 很多人不知道，胡适和张学良并非毫无交集，1929年张学良主政东北时，曾邀请胡适到沈阳演讲，当时胡适还劝他“多做实事，少谈政治”，可后来的发展，显然没按胡适期待的走。 胡适口中“三十四十岁的中间”，其实精准指向了张学良人生最关键的那几年——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，他刚满30岁；1936年西安事变时，也才35岁。在胡适看来，这正是一个人该扛起责任的年纪，可张学良的两次关键选择，都让他难以接受。 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的“不抵抗”，东北军十几万兵力，面对日本关东军的突然进攻，却按兵不动，短短四个多月，东北三省全部沦陷。 胡适在当时的日记里就写过，“东北之失，非兵之罪，乃将之罪”，他觉得张学良手握重兵却不敢应战，是对国家和百姓的不负责任。 可很少有人提，张学良当时的处境远比外人看到的复杂。他1928年接手东北时，父亲张作霖刚被日本人炸死，年仅27岁的他要稳住奉系内部的老派势力，还要应对日本的步步紧逼。 国民政府那边，蒋介石一直强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多次电令他“避免冲突，静待国联解决”。 张学良不是没犹豫过，他曾对身边人说“我宁愿抗命，也不愿让东北军白白牺牲”，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——他以为退让能换来缓冲时间，却没想到成了一生的遗憾。后来他被软禁时回忆起这段往事，还红着眼眶说“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九一八那天没下令打”。 胡适对张学良的苛责，还藏着他对“知识分子式责任”的执念。他始终认为，掌权者哪怕年轻，也该有成熟的判断力，不能被情绪或外力左右。 可他没看到，张学良的“不成熟”里，其实藏着那个时代军阀子弟的通病——从小在权力中心长大，习惯了被捧着，对现实的残酷缺乏足够认知。 张学良16岁就被封为陆军少将，20岁成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总监，身边人多是阿谀奉承之辈，很少有人敢跟他说真话。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，确实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，也容易在关键时刻摇摆。 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。如果只盯着九一八的“不抵抗”，就会忽略张学良后来的转变。 1936年，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，逼着蒋介石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。这次事变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也让他从“不抵抗将军”变成了“民族英雄”。 可胡适因为反对暴力逼宫，连带着对这次事变也持否定态度，甚至说“张学良此举是破坏国家统一”——他的立场局限，让他没能看到这次事变背后的历史价值。 其实，评价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，从来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。他有过失误，也有过担当； 有过懦弱，也有过勇敢。胡适的评价之所以尖锐，是因为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立场上，期待一个完美的掌权者，却忘了人终究会受时代和环境的制约。 而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，更该明白：没有绝对的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，只有在特定情境下做出选择的普通人，这些选择交织在一起，才构成了真实的历史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