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永州，李某的妻子上班时发病，次日凌晨在家中离世，村民唐某给李某支了个招，让李

湖南永州，李某的妻子上班时发病，次日凌晨在家中离世，村民唐某给李某支了个招，让李某“停尸闹事”获取工亡赔偿。李某按照唐某所说，将妻子的尸体运到生前工作的公司大门口，并最终获得了赔偿款。事后，唐某要求李某按照约定付给他50000元“支招费”，可李某只给了14000元，剩下的3万多元拒绝支付。唐某一怒之下起诉李某，最后判决让人意想不到。 据红网•红视频报道，李某是某村的村民，李某的妻子在附近某工厂上班。 事发当天，李某的妻子上班期间突感不适，于是请假回家休息，第二天凌晨，李某的妻子在家死亡。 事发后，李某悲痛欲绝，同村村民得知噩耗纷纷过来帮忙。 在此期间，村民唐某对李某说，李某的妻子属于工亡，他可以给李某支个招，让李某获取妻子工亡的证据，从而获得赔偿。但前提是，赔偿款下来后，李某得分给他5万元。 李某听到唐某信誓旦旦的保证，决定听信他的意见，并预付给了李某14000元。 随后，李某按照唐某所说，将妻子的尸体运到她所在公司的大门口，拉起横幅闹事，以此证明妻子是在工作期间发病，且在发病48小时内工亡的。 接下来，李某又请了一个律师，通过劳动仲裁认定妻子属于工亡，并获得了赔偿。 唐某得知李某拿到了赔偿金，立即到李某家里索要约定的50000元支招费。 可是李某觉得，能获得赔偿金是他找了专业人士，出了不少律师费，通过几个月的不断努力换来的。 就算没有唐某，他也能获得赔偿。而且我唐某只是上嘴皮碰了下下嘴皮，就要分走他5万元，挣钱未免也太容易了。 唐某执意要钱，李某执意不给，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。 唐某钱没要到一分，反而憋了一肚子气，一怒之下就将李某起诉了，要求他补齐约定的“有偿取证”劳务费50000元。 那么，唐某和李某的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？最后又会怎么判呢？ 1、唐某给李某支招，并约定事成后李某支付5万元的支招费，这种约定实际上属于合同的一种。 《民法典》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，当事人订立合同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、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。 所以，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，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口头约定同样具有法律效力。 2、唐某和李某的约定虽然成立，但是约定内容既不符合公序良俗，也不具备合法性与有效性。 首先，“停尸闹事”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，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。 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扰乱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秩序，致使工作、生产、营业、医疗、教学、科研不能正常进行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，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。 李某停尸闹事的做法，已经干扰了公司的正常运转，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。 另外，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 公序良俗，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，公序良俗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和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。 法律规定，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之一是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不违背公序良俗。 唐某的支招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，其目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，这种约定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社会公德。 因此，该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不受法律保护，唐某无权依据此无效约定要求李某支付费用。 其次，李某获得工亡赔偿，是李某通过聘请律师，经过合法的劳动仲裁程序才认定妻子属于工亡并获得赔偿，并非单纯依赖唐某的支招，唐某要求支招费缺乏法律依据。 最终，一审认为唐某和李某的口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，对双方都有约束力。 但是，双方约定的报酬过高，扣除李某支付的1.4万元，判李某再付给唐某一万元。 一审判决后李某不服，又提起了上诉。 二审认为，唐某让李某停尸闹事，属于非正常手段，与公序良俗相悖，双方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无效。 最终，二审对唐某索要支招费的诉求不予支持，驳回了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对于唐某索要支招费一事，您怎么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