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只要大陆敢打仗，我就敢给他们送物资过去！”郭台铭，也就是富士康的创始人，表示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，他会第一时间支援前线！[凝视] 1974年，24岁的郭台铭拿着母亲标会借来的10万元新台币，在台北县土城租了个小厂房，创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，最初只是生产黑白电视机旋钮，员工不到10人，订单时有时无。 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，当时大陆刚开放不久，深圳经济特区正在招商引资，郭台铭带着几个技术骨干，在深圳宝安区西乡镇租下一栋三层楼房，成立了富士康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。 那时的深圳还很荒凉，从香港过关要走很久的土路，但郭台铭看中的是这里的潜力，当地政府为了吸引台商，推出了“两免三减半”税收优惠，前两年免企业所得税，后三年减半征收，土地使用费也给予优惠，审批手续从原来的几个月缩短到几周。 当时深圳聚集了大量从内地来的年轻人，他们渴望工作机会，富士康的第一批员工月薪只有200多元人民币，但在当时已经算不错的收入，这些工人勤奋好学，很快就掌握了电子产品组装技术。 随着订单增加，富士康在大陆快速扩张，1993年在昆山设厂，1995年进入太原，2007年落户武汉，最高峰时，富士康在大陆有44个园区，员工超过120万人，仅郑州航空港厂区就有35万员工，承担了全球iPhone产量的近一半。 这种规模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，富士康曾尝试在印度建厂，但当地工人效率只有中国工人的60%，良品率更是相差悬殊，在越南的工厂也面临类似问题，当地缺乏熟练技工，培训周期长，成本反而更高。 产业链配套是另一个关键因素，生产一部iPhone需要上千个零部件，从芯片到螺丝钉，从屏幕到电池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，这些供应商集中在方圆200公里内，有问题当天就能解决，而在印度或墨西哥，一个零件可能要等上一周。 苹果公司的数据显示，其200家主要供应商中，有86家在中国大陆设厂，这个供应链网络经过30多年积累，已经形成了无法撼动的优势，即便苹果想要分散风险，也只能逐步调整，不可能一刀切。 富士康与大陆的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雇佣关系，富士康培养了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，很多人后来创业或加入其他企业，推动了整个电子制造业的发展。同时，富士康也从大陆市场获得了巨大回报。 2024年富士康营收约1.85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超过70%来自大陆工厂的贡献，富士康累计为大陆创造外汇收入2374亿美元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GDP总量。 郭台铭本人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更是明显，他的财富主要来自富士康股份，而富士康的价值建立在大陆制造能力之上，如果失去大陆工厂，富士康市值可能缩水一半以上。 这种深度绑定让郭台铭的政治表态显得微妙，他曾多次表示支持“九二共识”，认为两岸应该和平交流，2019年参选时，他提出要把金门设为两岸谈判地点，主张经济合作优先于政治分歧。 但他也需要在岛内维持一定的政治形象，这次关于“送物资”的表态，既可以理解为人道主义援助，也可能是某种政治姿态，具体指向哪一方，他并没有明说。 商界人士普遍认为，郭台铭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持现状，两岸和平对富士康最有利，任何冲突都会让其遭受重创。即便他个人有某种政治倾向，也不太可能做出损害企业利益的决定。 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稳定器，双方经济利益高度捆绑，谁也承受不起脱钩的代价，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2%，大陆则需要台湾的技术和管理经验。 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远超想象，一部手机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工合作，任何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局，在这个体系中，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商业利益，而不是充当政治先锋。 郭台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从小作坊到全球代工巨头，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链协作，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成长史，也是两岸经济融合的缩影。 如今富士康虽然在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等地设厂，试图分散风险，但核心产能仍在大陆，这种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，因为迁移成本太高，而且其他地方的条件远不如大陆成熟。 回到郭台铭的表态，与其纠结他的政治立场，不如看清背后的经济逻辑，资本永远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而和平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。任何理性的企业家都会做出符合商业利益的选择。 两岸关系的未来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纽带的强度，越是深度融合，越难以分割，这种相互依存虽然带来一些困扰，但也是维护和平的最大保障。 你觉得企业家在敏感时期的表态，是真心话还是场面话？如果你是郭台铭，面对两岸的复杂局势，会选择明哲保身还是表明立场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