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，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之后，苏联人蒙上他的眼睛，要把他送到美国，王宝玉欣然答应，可当他再次睁眼之后，却发现自己面前竟然全都是中国人。[凝视] 临行前他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战友保管，说是怕训练时磕碰坏了，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他留给祖国的最后一个物件。 几小时后，一架歼—6战斗机降落在苏联远东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的跑道上，走下飞机的王宝玉向苏军举起双手，用生硬的俄语说出了早已背熟的台词：“我请求政治避难。” 王宝玉1962年出生于山东青岛，18岁那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入航空学院，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黑龙江某航空兵团，成为一名歼—6战斗机飞行员，在部队里，他的飞行技术还算不错，尤其擅长低空飞行，这项技能日后成了他叛逃的关键。 然而在生活中，王宝玉却是个不太合群的人，他很少参加集体活动，与战友们的关系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更让他苦恼的是，入伍十年来，眼看着同期战友一个个提干晋升，自己却始终原地踏步。 家庭生活也不顺遂，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日益紧张，两人经常为琐事争吵，妻子抱怨他收入微薄，前途暗淡，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，渐渐地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。 从1989年开始，王宝玉养成了收听境外电台的习惯，那些关于西方生活的描述深深吸引着他，他开始幻想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，自己或许能过上不一样的生活，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在心里生根发芽，最终长成了叛逃的决定。 为了实施计划，王宝玉暗中准备了数月，他研究地图，计算航程，甚至自学了一些基础俄语，1990年8月25日，机会终于来了，那天的训练任务是单机飞行，这意味着他将有充分的自主权。 起飞后，王宝玉按照既定航线飞行了一段时间，突然急转向北，以极低的高度贴着地面飞行，这种飞行方式能有效避开雷达监测，但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。 原本他计划降落在乌格洛沃耶机场，但抵达时发现那里正在维修，跑道无法使用，油料已经见底，他只能紧急改变计划，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。 一架外国军机竟然能够穿越防空网，堂而皇之地降落在军用机场，这无疑是对苏联防空系统的巨大讽刺，更让他们头疼的是，如何处理这个不请自来的中国飞行员。 王宝玉向苏方提出，希望能经由苏联前往美国，他天真地以为，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年代，苏联会乐意帮助一个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“叛逃者”。但他显然误判了形势。 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，两国正在努力修复过去二十年的裂痕。苏联领导层很快做出决定：将王宝玉引渡回中国。这不仅是外交上的明智之举，也是向中国释放善意的绝佳机会。 苏方一面安抚王宝玉，假意答应帮他联系美国方面，一面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政府紧急磋商。双方很快达成协议，苏联同意将王宝玉及其驾驶的战机一并归还中国。 8月29日，也就是叛逃四天后，苏方告诉王宝玉，要将他转移到一个“更安全”的地方等待去美国的安排，王宝玉信以为真，配合地戴上了眼罩，被押送上一架图—154客机。 飞机起飞了，王宝玉心中既紧张又兴奋，他以为自己离梦想中的新生活越来越近了，然而几个小时后，当眼罩被摘下时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美国官员，而是中国的军方人员，原来苏方直接将他送回了中国。 交接仪式在飞机舱门处进行，苏方人员将王宝玉移交给中方，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，从踏出舱门的那一刻起，等待王宝玉的就是法律的审判。 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王宝玉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开除党籍和军籍，那架被他驾驶到苏联的歼—6战机，也由中方派员赴苏运回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，除了王宝玉的人生。 这起事件给中苏两国都带来了深刻影响，苏联方面因为防空系统的严重漏洞，撤换了远东防空军的多名高级军官，一架外国战机能够如此轻易地突破防线，这让苏军高层震怒不已。 中国空军则从中吸取了惨痛教训，此后，军方加强了对飞行员的思想教育和心理评估，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预警机制，王宝玉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个驾机叛逃的飞行员，这个不光彩的记录保持至今。 王宝玉的悲剧其实早有预兆，当一个人对现实的不满累积到极点，又缺乏正确的排解渠道时，就容易做出极端的选择，他把个人的挫折归咎于体制，把幻想寄托于未知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。 时代在变，但人性中的脆弱始终存在，今天的我们面对生活压力时，是否也曾有过逃避的念头？当现实不如意时，我们该如何调整心态，而不是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“远方”？如果你是王宝玉的战友，发现他情绪异常时，你会选择上报还是私下开导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 信源：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：飞行员驾驶歼-6叛逃苏联，震惊中外——文汇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