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样的仗美国怎么可能打得赢！”上甘岭战役中，一位美军将领看到，一个瞎了眼的志愿军战士，竟然背着一个断腿的战友，向全副武装的美军发起了冲锋！一时间，震撼不已的美国将领感慨万千。 这两个人，一个叫王合良，一个叫薛志高，都是四川娃，一个22岁，一个20岁。搁现在，可能还在为考研、找工作发愁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他们已经是战场上的老兵了。 上甘岭是个什么地方？一个面积只有3.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，在43天里，美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，5000多枚航弹。用当年的话说，阵地上的土都被炸松了一两米，随手抓一把土，里面能有好几块弹片。 咱们的志愿军，就是在这种“钢铁范儿”的“范弗里特弹药量”下，硬生生顶住了。 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，王合良所在的连队奉命反攻537.7高地北山。一轮炮火覆盖下来，王合良感觉整个世界都炸了。等他从昏迷中醒来，脸上黏糊糊的，伸手一摸，左眼眼球已经被炸飞了，挂在眼眶外面，右眼也模糊一片，几乎看不见东西。 整个阵地，一片死寂。他摸索着爬，喊着战友的名字，只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回应他。是副班长薛志高。薛志高也惨，双腿被炮弹齐刷刷地炸断了，白森森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。 那个画面，一个瞎子，一个瘸子，两个在任何标准下都已是“失去战斗力”的伤员，被遗弃在炮火连天的死亡阵地上。换做一般人，可能就绝望等死了。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 王合良对薛志高说：“副班长，我还能动，你怎么样？” 薛志高说：“我腿没了，但眼睛好使，还能扔手榴弹！” 就这么几句话，一个匪夷所思的“战斗组合”诞生了。王合良凭着模糊的光感，摸索着背起薛志高，薛志高就趴在他的背上，充当他的眼睛和大脑。 “往左！爬！前面有个弹坑！” “停！正前方十米，有机枪！打！” 一个成了另一个的腿，一个成了另一个的眼。 他们就这样，一个“合成人”，在阵地上重新开始战斗。他们摸到敌人丢下的机枪、爆破筒，靠着薛志高的指挥，竟然接连打退了美军的数次小规模进攻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远处高地上，一位美军将领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。他看到了那个摇摇晃晃的身影，背着一个人，在炮火中移动、射击。他一开始不明白那是什么，直到看得更清楚，他才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士兵，而是一种他无法理解、也无法战胜的意志。这才有了那句流传至今的感慨。 故事的结局是悲壮的。薛志高在指挥王合良转移时，为了引开敌人，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王合良身负重伤，昏死过去，最后被后续部队救了回来，成了那场战斗中，他们那个突击排里唯一的幸存者。 讲完这个故事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。时间到了2025年，我们面对的世界，比70多年前复杂百倍。我们看到的，是芯片联盟的技术壁垒，是游弋在南海的航母编队，是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和舆论战。 我们的对手，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杀人武器和技术霸权。 很多人会问，在今天这个技术为王的时代，再谈上甘岭的精神，还有用吗？光有意志，能对抗高超音速导弹吗？能突破“卡脖子”的技术封锁吗？ 问得很好。但我们可能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：当年在上甘岭，我们靠的仅仅是“精神”吗？ 不全是。我们有灵活的坑道战术，有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后勤支援，有指挥员精妙的战场决策。精神，从来不是替代物质的“万能药”，它是把所有物质力量拧成一股绳的“催化剂”和“倍增器”。 它回答的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我们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？ 美国人想不通。在他们的战争逻辑里，士兵是执行命令的机器，打仗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生意。伤亡到一定比例，就该撤退；投入的弹药和获得的阵地不成正比，就是亏本买卖。所以他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阵地被打成了焦土，还会有人从地底下钻出来；为什么一个人被打残了，还能和另一个人“合体”继续战斗。 因为志愿军战士的身后，是刚刚分到土地的家人，是刚刚获得解放、百废待兴的国家。他们知道，自己不上，敌人就会踏过鸭绿江，战火就会烧到家门口。这种为守护而战的决心，是雇佣军和霸权军队永远无法理解的“代码”。 王合良和薛志高的故事，在今天，绝不是一个遥远的、煽情的英雄传说。它是一个寓言，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：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，不只在于它有多少先进的武器，更在于它在绝境中，能迸发出怎样的意志和创造力。 当一个民族里的每一个人，都能在同伴倒下时，自觉地成为他的眼、他的腿，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进时，这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。 70多年前那个美国将军的问题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一场由霸权主义发动的非正义之战，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技术和火力，从一开始，就注定了它在“道义”和“人心”的战场上，必将一败涂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