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图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夕，毛泽东和警卫员胡长保、陈昌奉、吴吉清合影。 1934年那年春夏之间，会昌的雨连着下，地上湿滑，山路窄，鞋踩进泥里，拔出来时能听见“啵”的一声。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天气下去了南线，没人送，也没人拦，他拄着伞柄当拐棍，一个村一个村地走。 广昌那仗还在打，博古、李德凿了半天，说什么“围点打援”“正面决战”，一套一套的。 毛泽东不是不懂打仗，他懂得多了。可是那段时间，他也不争了，抱着药瓶去了会昌，说是“养病”，其实谁都知道他是去看一眼还能不能补救点什么。 他从瑞金走，会昌在南边，靠着广东那头。 南线原本不是主战场，指挥部的人都看不上眼，可毛泽东说，那地方不能让蒋介石一口吞了，不然红军背上就是一把刀。可要真说起来，他那时候没兵没将，带着两个警卫，一个秘书，脚底一滑就栽到泥塘里去那种配置。 他就是靠一双腿，把南线踩了一遍。 那地方的人，一开始不信这个病恹恹的中年人真是毛泽东。 见多了“中央来人”，一个比一个像官，可这人穿着旧军装，裤腿挽起来，鞋上糊满泥。有人跟他报告敌情，他点头，有时候还笑一下，问“你说的这个碉堡，在你们祠堂后面？” 有时候他也不讲话，只是听。 别人说得兴起，他就掏出本子，写两句，写得很快，有点潦草。 他住的地方常年潮湿，床脚都生了霉，晚上点了油灯，屋里还是暗得像土洞。他坐在那里，手肘撑着膝盖，一支香烟烧了一半没抽。 那段时间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，“不能硬来”。什么叫不能硬来？就是不能跟国民党的正面战线打个你死我活。 广昌的教训太重，红军守得太死，结果是一个团一个团地填进去，硬是拿人命换时间。 他说：“咱不能跟人家打堡垒战，他们有炮，我们有腿。”他说的时候声音不高，但咬字咬得重，有人回头看他一眼，他也不在意，继续说。 他跑去找刘晓、找何长工，一通商量，说干脆把主力部队撤出来，留小股人马打游击。 他说：“不是光打，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。 打一下就走，像在布帘子后头扎针，叫他们抓不住。”说完他就笑，说“打得他们心里没底。” 他那时也看到了机会——陈济棠，那个广东的大军阀。蒋介石逼他出兵南线，说得动听，是“协同围剿”，其实谁都知道，蒋是想借红军的手把陈济棠拖下水，好让中央军顺势插进广东。陈济棠不傻，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局。 毛泽东就盯上了这个缝。 他不跟陈济棠谈，也不发什么“通电”，他做的事是“打一打，再给人留口气”。 红军在南线打了几仗，都不重，不打到你痛，只打到你警醒。然后他开始撒传单，说“枪口一致对外”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。这些话，陈济棠那边不可能没听见。 果不其然，过了几天，杨幼敏来了。 这个人是陈济棠的高级参谋，带了三万发子弹，说是“转运途中的误送”。 谁信？毛泽东收下了，说谢谢，然后回头对身边人说：“这地方，暂时不用动了。” 他后来还劝中央别把红七军团调过来，说“这边已经有点意思了，别一脚踹散了”。 与此同时，张闻天那边的事，也在悄悄地变。广昌那一仗之后，张闻天忍不住说话了，说这场仗打得太死，是“机会主义的胜利口号害人”。 毛泽东在云石古寺养病，张闻天住在附近，常去看他 两个人坐在院子里，有一棵黄槲树，风吹着叶子哗啦啦响。他们不总是谈政治，也聊家乡、聊诗，毛有时候抽烟抽到一半，拿手指一弹，说：“这人，念书多了，脑子乱。” 张闻天不吭声，听完点点头。 再后来，毛泽东坚持把张闻天留在军委纵队，一起行军。他说张的脑子清楚，不应该放到哪个军团去被稀释了。 到了九月，毛泽东去了于都，说是去看看，其实是去准备走。 他刚到那儿，前线情况一团乱麻。 周恩来打电话让他调查敌情，毛就带着人一家一家地问。 白天爬山头看地势，晚上找地方干部谈。他写了封电给中央，里面把敌军从哪儿来、往哪儿走、驻哪儿扎营，写得清清楚楚。 那封电报送出去三天后，决定从于都突围的命令下来了。 可更难的是兵源，中央说要三万人新兵，毛泽东听了没说话。 他去了一个村子，叫了十几个老人、妇女出来谈。 他没有讲“革命大道”，也没喊口号。他只是说：“红军要走很远的路，不能走一半掉光了人。可我知道，再从你们家里要人，是拔你们的心头肉。” 有个老汉抬头看他一眼，说：“那你说咋办？” 毛泽东点了根烟，说：“你给我一个人，我把他当我儿子看。” 老汉没回话，第二天他家那小子就跟着队伍走了。 于都那边，火光最多的是晚上。 村里有点兵的人都被召回去训练，吃的是稀饭，睡的是稻草。 毛泽东去谢家祠开会，讲得不长。他说：“这次不是调动，是离开。谁留下来的，要当心，要藏好，要能打又能走。”有干部问：“那地方苏维埃还建不建？”毛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建个屁，敌人来了就烧。” 十月中旬，红军过于都河。 天黑，火把排成一线，像是燃着的蛇，蜿蜒进水里。 士兵一个个背着包、抬着担架、提着枪，走下渡口。 毛泽东站在河边，不说话。 他是最后几批才过的，等队伍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才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走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