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64年，3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命若游丝，临死时，这个差劲的皇帝竟留下了两道“英

1464年，38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命若游丝，临死时，这个差劲的皇帝竟留下了两道“英明”遗诏：第一，废除自朱元璋以来的后妃殉葬制度；第二，释放自永乐以来就被囚禁的“建庶人”，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儿子朱文圭。

提起土木堡之变，提起朱祁镇，估计人人都骂朱祁镇是“大名战神”，是葬送二十万大军的糊涂蛋；而夸于谦是力挽狂澜的“英雄好汉”。 这个看法，没错，但也不是完全正确。因为历史真相很复杂，即便是后人开了上帝视角，依然难以拨开层层迷雾。 朱祁镇（明英宗）亲政前（1441年），太皇太后张氏和“三杨”（杨士奇、杨溥、杨荣）主政的“仁宣盛世”，表面光鲜，实际上隐患巨大。 为了“省事”，他们放弃了越南（交趾布政使司），让大明南方防线不稳。更严峻的问题是钱粮：边军的“口粮田”（军屯）收入，暴跌到不足洪武时期的5%。 不仅如此，此时大明朝的田赋总额也缩水了近十分之一。这些钱粮真是免了百姓的负担？恐怕不是！大量的军屯田被各级权贵侵占了！朱祁镇继位后，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被严重掏空的局面。 年轻皇帝朱祁镇亲政后，想干点实事，也想当一个好皇帝。朱祁镇最扎眼的一个动作，就是打击一种叫“保举”的选官制度。这制度源于建文时期，被成祖朱棣视为导致冗官、效率低下的“老鼠屎”，废掉了。 但朱祁镇刚上台，这制度就又死灰复燃（并非朱祁镇搞的保举，而是明朝的文臣集团搞的）。朱祁镇在正统六年（1442年）开始狠刹这股风。他为什么干这个？因为保举上来的官员，往往拉帮结派，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和用人权。他这拳，直接打在依赖此道扩展势力的文官集团脸上。 王振作为掌权太监，名声极差。但换个角度看，他的崛起和权力，根源在于皇帝需要他来对抗庞大的文官。他是皇权的延伸，干了很多皇帝不方便亲手干的事，比如压制那些不听话的官员。说他“忠”，也许是忠于皇帝本人，而不是抽象的大明。 土木堡这场大败，疑点重重，朱祁镇一个人犯蠢，真能把局面搞这么糟？土木堡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很多史料记载是因为缺水！这就怪了！土木堡边上就有河！七月八月正是雨季，按理说不该缺水渴死大军。谁在控制水源？ 英宗亲征路线并非绝密。常年在宣府大同当总兵的杨洪等将领，难道不知道皇帝动向？边镇的情报系统（烽火台）为何失灵？瓦剌也先数万人马怎么能悄无声息地突破长城防线？ 皇帝被困土木堡，近在咫尺的宣府总兵杨洪为何按兵不动？事后他直接带主力撤回了北京（不久就死了），他的人马去哪了？ 于谦在朱祁镇出事前一年才从地方（山西、河南巡抚）调回京城，任兵部侍郎。朱祁镇就在他刚刚离任的管理区域核心地带出大事，作为精通边务的老臣，他对后方潜在危机有没有察觉？ 正统六年（又是正统六年！），于谦主张把军队管理的粮仓移交文官。这个举动意味着，军队的命根子——粮食，被文官系统牢牢掐住了。这是帮军队，还是加强文官控制？ 土木堡之后，于谦成了兵部尚书，手握重兵大权，堪称“没有宰相名头的宰相”。 他干了几件大事：恢复被朱祁镇打压的保举制度！ 这个朱棣和朱祁镇都极力清除的“冗官制造机”，于谦又让它复活了；停掉了福建银矿开发（影响朝廷收入）；没有深究通州粮仓神秘未被焚毁事件（粮仓关乎京师命脉）；取消了区分南北的科举地域录取制度。 谁是“忠臣”？谁在“为大明朝”？于谦确实在京城保卫战中功劳巨大。但看他主持朝廷后恢复保举制度这一条，就很值得深思。 朱棣、朱祁镇父子俩都把这个制度视作败坏大明的祸根，朱祁镇一上台就打压它，朱祁镇“北狩”（被俘）后它就立刻复辟，等朱祁镇夺门复辟后，它又被立即铲除…… 于谦作为政策的强力推行者，他究竟是没意识到其危害，还是这政策本就有助于巩固他和他代表的文官的权力？ 朱祁镇想打击权贵侵占军屯、打击可能导致冗官的保举，试图加强皇权控制。结果，他在自己家门口的核心防区遭遇了史上少有的惨败。 手握重兵的边将、掌控军队粮草的文官、以及战后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重建被皇帝打压的旧制度的于谦一派……这真的仅仅是皇帝昏聩和宦官能解释的吗？ 历史的答案，往往藏在权力的夹缝里。 朱祁镇的“英”或许不是雄才大略，而在于他曾试图夺回被侵蚀的皇权，却一头撞进一张无形的大网。 于谦的“忠”不容抹杀，但他在关键时刻推动的选择，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朝廷的格局和未来冗官冗费的积重难返。 土木堡之变，绝不只是皇帝带错路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场大明帝国权力格局剧烈震荡下的风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