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道三年春，汴京大内，58岁的宋太宗赵光义，这位曾以“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”自诩的帝王，此刻深陷病榻。 这位曾锐意北伐、梦想一统幽燕的君王，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面对的并非四海升平的盛世图景，而是内外交困、心力交瘁的困顿局面。 雍熙三年，志得意满的宋太宗，听闻辽主年幼、萧太后女主专政，以为天赐良机，不顾众臣异议，执意发动三路北伐。 他自信满满，甚至亲绘阵图遥控前线，却严重低估了萧太后的雄才大略与辽军的强悍战力。 东路军曹彬在歧沟关惨败，太宗惊慌失措，急令全线撤退，致使战局崩坏。 西路军名将杨业，为掩护军民撤退，被迫出击陈家谷，身陷重围，浴血奋战至全军覆没，最终重伤被俘，绝食殉国。 这场倾尽国力的北伐，以宋军精锐尽丧、边境门户洞开告终。 昔日“乘胜取幽蓟”的豪言化为泡影，取而代之的是弥漫朝野的“恐辽”情绪。 萧太后得势不饶人，屡屡挥师南下，逼迫宋廷。 晚年的太宗，面对辽国的强势，不得不收起锋芒，从主动开边转向被动守成。 他多次遣使求和，甚至低声下气欲恢复兄长太祖时的旧约，却遭萧太后冷拒。 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反复咀嚼老子“兵者不祥之器”的箴言，将“崇文抑武”定为国策，宣告着以武力解决边患的时代，在他手中终结。 然而，北疆的威胁如同腿上那不时发作的箭伤，时刻提醒着他帝国的软肋与个人的无力。 第二支箭，自西南蜀地破空而来。 宋初对巴蜀的统治，堪称敲骨吸髓。 朝廷视蜀地为钱库，十余年间将后蜀积累的财富席卷一空。 驻军将领骄纵跋扈，士卒劫掠成性，官吏横征暴敛。 曾受太宗嘉奖“清白强干”的彭山县令齐元振，实为巨贪。 茶农王小波、李顺，正是在这种压榨下破产的底层缩影。 淳化四年，王小波在青城振臂一呼，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”的口号响彻蜀中。 愤怒的义军攻占州县，严惩贪官，将齐元振剖腹填钱，将其搜刮的民财尽数归还。 起义虽在太宗派遣心腹宦官王继恩镇压下失败，但王继恩入蜀后变本加厉的掠夺，再次激起民变。 蜀地连绵的烽火，彻底撕碎了太宗“文治”的光环。 他被迫下诏罪己，承认“委任不当，烛理不明”，并紧急启用以廉洁刚直著称的张咏知益州。 张咏以柔化刚，降低盐价、惩治乱兵、约束王继恩，终使蜀地渐复安定。 然而，这场席卷西南的暴动，如同腹心之箭，深刻暴露了帝国繁荣表象下的尖锐矛盾。 太宗晚年虽常行仁政，如毁金银器以示节俭、放生贡鹰、亲临汴水抗洪，甚至病重时赦免京畿囚犯，但这些局部善举，难以弥合因政策失衡造成的巨大社会创伤。 王小波“均贫富”的呐喊，成为刺向帝国统治根基的尖锐拷问。 第三支箭，则来自深宫之内。 晚年的太宗，饱受皇位传承的煎熬。 长子赵元佐，因不满父亲逼死叔父赵廷美、迫害堂兄弟，悲愤成狂，纵火焚宫，被废为庶人。 次子赵元僖，成为储君希望，却于淳化三年暴毙。 宫廷秘闻指向一场骇人听闻的阴谋。 赵元僖宠妾张氏，为谋正妃之位，特制内藏机关的双层“关捩金注子”酒壶，意图在寿宴上毒杀正妻李氏。 阴差阳错间，赵元僖误饮毒酒，当场毙命。 真相查明后，太宗震怒，将张氏磔杀于市，并严惩相关人等。 这场发生在至亲骨肉间的毒杀案，不仅夺走了他寄予厚望的儿子，更彻底击碎了皇室伦理与尊严。 随后，太宗在寇准等大臣力谏下，立第三子赵恒为太子。 但当听闻百姓欢呼太子为“少年天子”、“真社稷之主”时，深植骨髓的猜忌再次发作，竟质问寇准“置朕于何地”。 幸得寇准巧妙化解，称此为“社稷之福”，太宗方释怀。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 ——张其凡:宋太宗之死 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