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一位21岁的女犯人被判处死刑，临行前，狱警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，谁知她竟回道：“帮我验身，证明我是处女！” 1991年8月13日清晨，上海女子监狱的死囚监房里，空气湿冷得像能拧出水。狱警张丽华推开铁门，低声喊道：“修丽，时间到了。”21岁的修丽坐在窄小的床板上，双手紧扣，指节泛白。她抬起头，眼神空洞却带着一丝倔强，开口说：“张姐，我能提个要求吗？帮我验身，证明我是清白的。”张丽华愣住了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。这不是她第一次送死囚走上刑场，但这样的请求，她从未听过。修丽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执着于证明自己的贞洁？这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？ 1987年的上海，南京路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，像无数颗坠地的星星。17岁的修丽刚从安徽老家来到这座城市，站在街头，眼睛亮得像要吞下每一道光。她出生在泥巴墙草屋的农村，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工人，家里唯一的期望是她能在大城市里闯出一片天。高考失利后，家里没钱供她复读，父亲托人将她送进了一家电器维修铺当学徒。铺子的老板叫尹怀市，35岁，面相和善，店里堆满了黑白电视和收音机。他拍着胸脯对修丽的父亲说：“这丫头机灵，我一定好好教她手艺。” 修丽学得认真，每天握着电烙铁，焊点一个接一个，汗水顺着额头滴在电路板上。尹怀市夸她手稳，说她天生是吃这碗饭的。可没过多久，修丽发现，师傅的眼神总在她身上打转，像钩子一样黏人。第一次“意外”触碰，是他教她修收音机时，手指滑过她的手腕，笑着说：“丫头，胆子真小。”修丽只当是自己多心，低头继续干活。她不知道，这不过是噩梦的开始。 1989年夏天，上海的弄堂里蝉鸣刺耳，空气里弥漫着煤球炉的烟味。修丽在维修铺里已经干了两年，手艺越发熟练，但尹怀市的举动却越来越放肆。他开始借着教她修彩电，把她叫进狭小的仓库，铁门一关，酒气混着汗味扑面而来。“莉莉，你比我老婆强多了。”他低声说，手已经伸向她的肩膀。修丽吓得往后退，撞翻了一堆旧零件，声音在仓库里回荡，像她心里的惊雷。 她想过辞职，想过报警，但父母的教诲像枷锁：“师傅是恩人，要知恩图报。”邻居的闲言碎语也开始传开，说她“跟师傅不清不楚”。修丽的母亲听后，回家拿鸡毛掸子抽她，骂她“丢人现眼”。修丽躲在阁楼里，攥着被子哭了一夜。她试着反抗，提出离开铺子，尹怀市却冷笑：“你敢走，我就说你勾引我，看你怎么做人。”他甚至拿着她年少时写的一封情书威胁，那是她懵懂时对他的好感，早已成了她的噩梦。 1990年夏天的那个午后，仓库的铁门再次被反锁。尹怀市将修丽压在桌上，衣衫撕裂的声音像刀子划过她的心。她抓起桌上的锤子，本想砸向那台修不好的黑白电视，却在推开他时，看到了他8岁女儿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攥着半块奶糖。修丽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手里的锤子掉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 1990年12月19日，上海的冬日阴冷刺骨。修丽在弄堂口等着尹怀市的女儿放学。小女孩奶声奶气地喊她“阿姨”，她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，说：“走，阿姨带你去找爸爸。”她牵着孩子走进一条僻静的巷子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把榔头——那是她修冰箱时常用的工具。巷子里，榔头的“砰砰”声响了七八下，孩子的哭声渐渐停了，修丽坐在地上，血溅了一身，眼神空洞得像个木偶。 被捕后，修丽没有抵赖，平静地交代了一切。她说，她恨尹怀市，恨他毁了自己的清白，毁了自己的生活。她以为，杀了他的女儿，就能让他也尝尝心碎的滋味。法庭上，法官问她：“孩子何辜？”修丽低头，声音轻得像风：“我的命不值钱，但清白值。”1991年春，上海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修丽死刑，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判决书上写着“犯罪手段极其残忍，社会影响恶劣”，但没人能填满她心里的那个窟窿。 临刑前，修丽提出一个请求：验明贞洁。狱警张丽华起初不解，但还是安排了检查。女医生拿着报告单回来，眼圈泛红：“处女膜完整，身上有陈旧性瘀伤，像是被人拧的。”修丽接过报告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那一刻，她不是死囚，只是一个21岁的女孩，想用最后的力量证明自己没被玷污。她把一个小本子交给张丽华，里面记满了她被骚扰的日子：3月12日，他摸我手；5月7日，仓库锁门；6月30日，我想回家。最后一页，画了个泥巴墙的家，旁边用指甲刻着：“我没脏。” 1991年9月25日，刑场上，枪声响起。修丽手里攥着那张贞洁报告，嘴角带着一丝笑，像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。 修丽的故事结束了，但她的那句“我没脏”却像一记重锤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她用生命守住的清白，换来的却是两条生命的代价。上海的弄堂还在，电子市场却早已变成高楼大厦，没人记得那个握着电烙铁的女孩，只剩老槐树下的风，轻轻叹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