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1个日本特务头子，带了1个日本兵，在码头察看船只，这时，一艘快艇开来后，2人跳下快艇，对着2个日军各开一枪！ 1945 年 4 月，澳门码头。 日军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柴山醇举着望远镜，盯着往来船只。他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没发现身后有人盯着他。 许仲恩攥紧腰间的手枪，手心全是汗。旁边的甘英善用胳膊肘碰了碰他，示意快艇离得够近了。 这是他们跟踪柴山醇的第七天，也是唯一能动手的机会。 陈彬在澳门海防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烟灰缸里堆满了掐灭的烟头。 他是中统派到华南的特工，比谁都清楚柴山醇有多凶狠。柴山醇参与过 “九一八” 事变，他特务机关的酷刑室里，还挂着抗日军民未干的血衣。 三天前，陈彬收到密报：柴山醇要去澳门码头检查防务。 “陈站长，宋司令的副官已经到位。” 暗线递来一张字条。陈彬的指尖微微发抖。 他想起三年前在上海的事。当时他带领锄奸队去刺杀丁默邨，没成功，反而被汪伪特务抓捕。 那时候，妻子温裴抱着刚满月的女儿，在 76 号监狱的铁窗外面哭，哭得几乎断气。他只能咬着牙，在假投降书上按了手印。 现在，他摸了摸内袋里那张泛黄的香烟纸。上面是给妻子的诀别信，写着：“若闻捷报，便是吾魂归时。” 许仲恩盯着柴山醇的后脑勺。这个日本特务头子，今天只带了一个年轻士兵。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 甘英善的手指扣在扳机上，突然听见快艇底部传来轻微的金属碰撞声。转头一看，日军巡逻艇正从侧面靠过来。 “开枪！” 许仲恩大喊一声。码头上的海鸥被惊得全都飞了起来。 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响起。柴山醇和那个年轻士兵都倒在地上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年轻士兵的军装里面，藏着半块染血的铜牌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那是他替哥哥来中国参战的遗物。 许仲恩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：子弹穿过那孩子胸膛的时候，他手里还攥着一封给家人的信。信上的字歪歪扭扭，写着 “樱花开了”。 刺杀刚结束，日军舰队的炮火就把马骝洲岛炸成了火海。 陈彬当时正在作战地图上，早就料到，刺杀柴山醇后，日军肯定会报复。但他没料到，日军来得这么快。 宋卓愈的副官江晋芳，在混乱中把密电码本烧了。这个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老人，用身体堵住了弹药库的门，直到被火焰吞噬。 陈彬后来被抓了，关在澳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。他遭受的折磨，比在 76 号监狱时还要残酷。 日军把烧红的烙铁按在他胸口上，他没喊疼，反而哼起了中山大学的校歌。 钢针刺进指甲缝里，他还是没低头，反而笑着说：“你们永远找不到海防军的档案。” 最后，日军把一个蒸笼推进了审讯室。炭火把空气烤得扭曲，温度越来越高。陈彬用最后一点力气嘶吼：“中国不会亡！” 后来，张发奎将军的调查组找到了陈彬的遗体。 宋卓愈的尸体被日军扔进海里，三天后被渔民捞了上来。他手里还攥着半截勃朗宁手枪 —— 就是当初刺杀柴山醇用的那把。 许仲恩和甘英善被日军追捕，走投无路，跳进了珠江。他们在江里游了整整七个小时，最后被一艘渔船救起。两个人的小腿，全被水母蜇得血肉模糊。 这场刺杀，看似是件小事，影响却比日军预想的大得多。 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，在头版刊登了《华南锄奸记》。重庆的《大公报》，用整版篇幅报道了 “蒸笼烈士” 的事迹。 就连葡萄牙殖民者，都被迫把参与折磨陈彬的凶手交了出来。那个叫吉富英雄的日军指挥官，在审判时浑身发抖。他说，从没见过这样的中国人 —— 宁可死，也不肯说出同党的名字。 如今，澳门码头的海风还和以前一样，但码头早已变了模样。 陈彬的女儿陈维莉，每年都会来这里献花。陈彬和宋卓愈的雕像并排矗立，雕像后面，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码头。 那些装满 “中国制造” 的货轮，说不定正航行在当年海防军巡逻的航线上。 没人会忘记，1945 年 4 月的那声枪响。它不光结束了柴山醇的性命，更撕开了黎明前的黑暗。 许仲恩后来进了养老院。他经常摸着胸前的抗日纪念章，想起那个改变命运的清晨。 他总说，当时快艇劈开海浪的声音，到现在还能听见，就像时代向前奔跑的声音。 还有那些藏在历史里的细节：年轻士兵的信笺、江晋芳烧毁的密电、蒸笼里最后那声嘶吼。这些事，都在告诉所有人：中国人，从来不会屈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