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郭沫若因病去世不久，他妻子于立群突然自缢身亡，原来，她在整理丈夫遗物

1978年，郭沫若因病去世不久，他妻子于立群突然自缢身亡，原来，她在整理丈夫遗物时，得知姐姐早就怀了丈夫的孩子，而自己竟然还嫁给仇人，共同生活了40年。   1978年6月12日，北京的空气里还带着夏日的潮闷，一代文学巨匠郭沫若走完了他的生命，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刊登悼念文章，歌颂他的诗歌、戏剧和史学成就。   人们还在沉浸在失去文化旗手的悲伤中时，八个月后，另一桩出乎意料的噩耗传来：他的妻子于立群在家中自缢。   她陪伴丈夫四十年，守着六个孩子，经历动荡时代，却在丈夫离世不久选择了追随，消息传出，世人都疑惑，一个本该享受晚年安宁的女人，为何突然走到生命尽头。   按照组织安排，她开始整理郭沫若的文稿与旧信，堆积如山的信封、泛黄的纸张，都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见证，直到某一天，她在一个角落的纸包里发现了姐姐于立忱的字迹。   那熟悉又倔强的笔锋，把她一下子拉回到几十年前，纸上记录的不是普通的问候，而是心碎的求助，字里行间诉说怀孕的无助，对未来的期待，以及对郭沫若承诺的依赖。   可回信却冷冷几句，只说已有家室，叫她自己处理，这个发现像刀一样扎进心里，四十年的婚姻在瞬间坍塌，她才明白，自己深爱并守护的丈夫，不仅与姐姐有过纠葛，还间接推动了姐姐的绝望。   姐姐于立忱是家中的长女，出身广西贺县的一个书香门第，家族在清末曾经显赫，祖父还是吏部侍郎，母亲出自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家族，到民国时，家道已然中落，父亲靠变卖字画度日。   身为长姐，她不得不扛起家庭重担，她读女子师范，写字极有功底，靠写春联供弟妹读书，后来进入《大公报》，成为记者，笔下锋利而有担当。   1934年因为肺病去日本治疗，也在东京担任特派记者，在那里，她遇见了同样流亡在外的郭沫若，两人因文学走近。   郭沫若那时已与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生活多年，还育有子女，但这段新的感情仍然发生了，几年相处，感情浓烈，她甚至怀上了孩子。   她带着憧憬回国，希望得到回应，却遭遇冷漠，感情受挫，身体虚弱，加上经济支持被切断，她再也支撑不下去。   1937年，她在上海的寓所里自缢身亡，年仅二十五岁，遗书寥寥几句，没有细节，留下的只有未解的谜团，家人以为她因病而绝望，很少有人知道那背后夹杂的感情创伤。   正是在她离世不久，于立群遇见了郭沫若，她排行第三，自小随母亲迁居上海，年轻时性格爽朗，喜爱文艺，她十四岁进剧社，后来进入电影学校，还参演过几部影片，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演员。   抗战爆发后，文艺界与救亡运动紧密相连，她在活动中结识郭沫若，年仅二十一岁的她，青春明艳，满怀理想，在她眼里，郭沫若是才华横溢的大师，更是姐姐生前的朋友，她带着尊敬走近他，不久便成为伴侣。   1939年，两人举行婚礼，周恩来主持，自此，她退出舞台，把自己定位为郭沫若的伴侣与助手，四十年间，她操持家务，抄写手稿，接待往来宾客，陪他走过抗战、建国、文革的风雨。   她也养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，把青春和心力都倾注在家庭与丈夫身上，她自幼喜欢书法，婚后也坚持练字，渐渐形成风格，作品被博物馆收藏，但她的存在始终像一个影子，更多时候以“郭夫人”的身份出现。   郭沫若的感情历程一向复杂，他的第一任妻子张琼华，婚后第五天他就离家留学，从此再没同住，她在老宅孤独度过六十八年，直至去世。   佐藤富子为他放弃家族，改名郭安娜，独自抚养五个孩子，甚至因丈夫身份遭受牢狱之灾，她最终带着孩子们来到中国，在大连安家，直至百岁离世。   于立忱则因与他的关系陷入绝境，结束年轻生命，而于立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成了最后的伴侣，用四十年守护一段掺杂欺瞒的婚姻。   在郭沫若生前，于立群或许一直坚信这段婚姻是真诚的，可真相终究浮出，那些泛黄的信纸告诉她，自己深爱的男人曾是姐姐痛苦的源头，那一刻，她的世界崩塌。   丧夫的痛苦、丧子的阴影，再加上迟来的真相，一起压在她的心头，她本就身心俱疲，最终选择用同样的方式追随姐姐，1979年二月，北京故居内，她的生命停在了六十三岁。   葬礼上，她的骨灰与郭沫若合葬，墓碑上刻着她亲手写下的“郭沫若同志之墓”，字迹遒劲有力，可背后隐藏的，却是四十年的沉默与最后的绝望。   人们记住了郭沫若的诗、剧与学术，也逐渐开始反思他在感情中留下的伤痕，张琼华的孤守、安娜的坚韧、于立忱的绝望、于立群的随行，每一位女性都在时代洪流中付出了代价。   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大家的家事，更是一段女性命运的缩影，在动荡的二十世纪，爱情与婚姻常常不是两人之间的选择，而是社会、责任与秘密交织的困局。   信源：人民网——“抗战夫人”于立群：郭沫若病逝后自缢身亡 光明网——“是郭沫若害死她的”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