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曾杀害大批西路军的马家军军长韩起功，在张掖城被一位曾是西路军幸存战士的煤工活捉。 任廷栋的风镐在煤壁上凿出火星时，十年的煤窑生涯让他对震动的频率了如指掌，就像十二年前，张掖北街骆驼店里，马家军皮靴踩在冻土上的声响，至今还能在梦里震得他心口发疼。 那天他从灰条沟往山外运煤，晨雾里窜出的马蹄声让他本能地缩到岩石后，当那个肥胖的身影在马上颠簸时，他手里的矿灯“哐当”掉在地上。 韩起功的胡子比记忆里白了些，但嘴角那道疤还在，那是当年用马刀挑死班长时，被拼死反抗的战士划的。 1937年的冬天比祁连山的煤窑还冷。任廷栋和一百多个战友被押进骆驼店时，干草上结着冰碴。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，回来的只有带血的军装。 他记得老王被架走前，塞给他半块发霉的青稞饼：“活着见天亮。” 那个夜晚，他和另一个战友撬开木窗，冻土冻裂的围墙木桩子应手而断，两人趴在运粪车的缝隙里，闻着刺鼻的臭味出了城。 黄河渡口的船家看他们穿的破军装，没要船钱，只说“往南走，有活路”。 在兰州码头扛包时，他学会了把“任廷栋”三个字咽在肚里，别人叫他“王黑子”，他就咧开嘴笑。 被抓壮丁那天，他正给地主家拉磨，枪托砸在背上时，他第一反应是摸腰间,那里藏着老王留下的那半块饼的油纸。 骑兵部队里，有人认出他手上的枪茧，问“是不是当过红军”，他赶紧往手上抹马粪：“庄稼汉，啥也不懂。”直到部队调令下来，目的地赫然写着“张掖”，他连夜扒了军装，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跑，鞋跑掉了一只，脚底板磨得能看见骨头。 灰条沟的煤窑老板是个山西人，看他干活不惜力，让他留了下来。 风镐震得他每天咳黑痰，可躺在土炕上时，能听见彭秀英在灶房哼着小调,这个给煤窑做饭的寡妇，不嫌他满脸煤灰，嫁给他那天，只说“好好过日子”。 他们的土坯房里，彭秀英缝的布包里，藏着他偷偷画的地图，上面圈着张掖北街的位置，红墨水早就褪成了浅粉色。 看见韩起功的第三天，任廷栋揣着彭秀英烙的饼，走了九十多里山路。 张掖城里的红旗让他眼睛发潮，军管会的干部听他说完，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：“同志，你立大功了！” 劝降信交到他手上时，墨迹还没干，他摸了摸信纸，想起当年在骆驼店，战友们用炭块在墙上写的“共产党万岁”。 再进火烧沟台，他带着另一位西路军老兵。那人少了条胳膊，是当年被马家军砍的，拄着的拐杖敲在石头上，发出“笃笃”的声，像在数着十二年的日子。 窑洞门口的哨兵举枪时，任廷栋突然喊出韩起功的名字，声音在山谷里荡开，惊飞了崖上的山雀。韩起功走出窑洞时，任廷栋盯着他的脚,当年那双马靴，现在换成了沾满泥的布鞋。 押解下山的路上，韩起功突然问“你是谁”。任廷栋没回头，只说“骆驼店里，你没杀干净的”。韩起功的脚步顿了顿，再没说话。 到张掖城门口时，任廷栋看见墙上贴着“镇压反革命”的布告，韩起功的名字被红笔圈着，像个血瘤。 1951年枪决韩起功那天，任廷栋站在人群最后。枪响的瞬间，他摸出怀里的油纸，上面的饼渣早就没了，只剩下一点油星。 彭秀英在他身边拽了拽他的衣角，他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。 后来他当供销社主任，有人在会上提“革命经历”，他只说“挖过煤，种过地”。 每年清明，他都往祁连山走，布包里装着纸钱和彭秀英酿的黄酒，在山坳里倒三杯，一杯给老王，一杯给没留下名字的战友，最后一杯，洒在风里。 他的手到死都带着煤黑，就像他心里那根筋，从来没软过。彭秀英整理他遗物时，在枕套里发现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天亮了”三个字，墨迹深得透了纸背。 信源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——任廷栋智擒敌军长韩起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