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万历年间，湖北枣阳的王员外家里来了一位亲戚做客。恰逢大雨连绵三日，亲戚丝毫没有告辞的意思。心疼饭钱的王员外坐不住了，他写下一行字放在客厅桌上：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。 亲戚看后微微一笑，大声念道：“下雨天，留客天，留我不？留！”王员外顿时目瞪口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亲戚又吃了三天白食。 这十个字的神奇变脸，揭开了中国古代文字一个有趣现象：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，为什么通篇不见一个标点符号？ 难道古人不怕读错吗？ 我们常以为古文完全没标点，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。早在战国竹简上，就出现了类似“└”的符号表示段落结束，还有“▄”这样的混合符号承担逗号和句号的功能。汉朝马王堆出土的《老子》帛书上，更是密密麻麻画着三角、方块、圆点等至少八种停顿标记。 唐代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宋刻本里，顿号已清晰可见；宋代《尚书表注》更是符号开会——圆圈、方块、黑三角、扁长条全上阵。就连《说文解字》都专门收录了“丶”字，解释为“有所绝止而识之也”，相当于今天的停顿号。 这些符号虽丰富，却始终没形成全国统一标准。同一个圆点，在A书是句号，到B书可能变成着重号，印刷工刻字时还得额外多刻几十种符号，想想都头大。 书写材料的昂贵，是标点缺席的第一推手。在纸张普及前，竹简上的空间比黄金还珍贵。汉代一片标准竹简仅写二十余字，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公文重达一百二十斤。这种情况下，谁舍得浪费寸土寸金的简牍来刻标点？连文字都要精简到“之乎者也”能省则省。 宋代活字印刷发明后，书本价格依然居高不下。一本《资治通鉴》售价相当于普通农户半年收入，更别提加标点会增加三分之一刻字工作量。 更现实的是，清代识字率很低，真正能研读典籍的人非常少。对这批精英来说，标点反倒是“小儿科”的象征，曾国藩就批评在古书上涂画圈点是“有失水准”。 当读到“陈胜者，阳城人也”，有没有发现“者”“也”天然把句子切成了三截？这些虚词就是古人内置的标点系统。 《文心雕龙》专门总结过规律：“夫惟盖故’者，发端之首唱；‘之而于以’者，乃札句之旧体；‘乎哉矣也’者，亦送末之常科”。简单说，“盖”常开头，“乎”常结尾，功能不输问号叹号。 古人从启蒙就开始“离经辨志”训练，老师手持戒尺，学生朗声诵读，在语意尽处画圈（句），未竟处点顿（读）。韩愈《师说》里提到的“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”，就是把断句能力视为学问根基。好比现代人学英语先掌握语法，句读是打开典籍大门的钥匙。 没有标点护航，文字就成了迷宫。明代判案记录里有个著名纠纷：张富翁临终写下“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夺”。女婿解读为“张一非吾子也，家财尽与我婿，外人不得争夺”，独占家产。多年后张富翁庶子状告官府，官员却判：“张一非吾子也？家财尽与？我婿外人，不得争夺！”十二个字反转结局。 更严肃的争议发生在经典诠释场。《道德经》首章“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”该在哪断句？王安石主张“无，名万物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”，把哲学拔高到形而上学；而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却清晰写着“故恒无欲也……恒有欲也”，支持“无名”“有名”的读法。一个逗号的位置，牵动着整部经典的哲学走向。 当1920年教育部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时，旧派文人曾痛心疾首：“圈点狼藉，斯文扫地”。他们或许忘了，先秦竹简的墨点曾点亮过思想，宋代书页的朱圈曾批注过千秋。符号终会老去，而文字在停顿与延续间的呼吸，才是文明真正的韵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