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公超出轨自家堂妹，妻子带着一双儿女赴美，只盼望永不相见。40年后，叶公超凄凉去世，死前喃喃自语：“我的太太、女儿要来看我了……”未料，妻子却连葬礼都不肯参加！ 几十年前，在北京城里提“叶公超”，那绝对是文化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出身名门，才华横溢，年纪轻轻就在北大、清华当教授，讲台下坐着的，是钱钟书、季羡林、杨振宁这种级别的学生。长得又是一副斯文俊朗的公子哥模样，搁现在，妥妥的顶流学者。 这样的男人，爱情故事自然也少不了。他的太太，叫袁永熹。燕京大学公认的校花，还是个物理系的学霸。那个年代，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英美文学专家，爱上了一个搞量子物理的科学才女，这CP组合，简直就是小说照进现实。 他们的开始，浪漫得就像一部文艺片。叶公超在台上讲课，袁永熹就坐在台下，安静地看着。两人从课堂交流到书信传情，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1931年，他们在北京办了婚礼，没太铺张，但来的都是当时文化界的头面人物。婚后，儿女双全，凑成一个“好”字，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安稳。朋友们都说，这是师生恋最完美的范本。 转折点是1937年，日本人打了过来。时局动荡，叶公超为了安全，把袁永熹和一双儿女送去了美国避难，自己选择留在国内。这一分开，就是漫长的岁月。距离，有时候真的能杀死爱情。 叶公超身边，从来不缺仰慕者。袁永熹在的时候，他还能守着“爱家”的体面。可妻子一走，他身边就热闹起来了。这其中，出现了一个最不该出现的人——他的堂妹，叶崇范。 按理说，这是亲戚，得守着规矩。但这位堂妹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，性子野，胆子大。抗战时期，俩人在昆明重逢，本是亲人间的相互照应，可一来二去，这感情就变了味。 真正让两人关系突破底线的，是一件国宝——毛公鼎。这鼎是叶家的传家宝，日本人占领上海时，差点就落到了鬼子手里。叶公超冒险潜回上海护宝，结果被日本宪兵抓了，一顿毒打，辣椒水、老虎凳都用上了，硬是没吐露一个字。是叶崇范在外面四处奔走，里应外合，俩人拼了命才把这件国宝转移出去。 共患难，最容易滋生爱情，哪怕是不伦的。 1945年，抗战胜利。袁永熹满心欢喜地带着孩子回国，以为终于能一家团聚。可等待她的，却是丈夫和堂妹早已同居的残酷事实。 她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当众撕破脸皮。她只是平静地提出了两个字：“离婚。” 叶公超慌了。他又是解释说堂妹只是名义上的亲戚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又是低声下气地求原谅。可袁永熹这种女人，外表看似温柔如水，内心却坚如磐石。底线一旦被触碰，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她没再多说一句话，直接带着孩子，再次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，这一走，就是一生。 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，要吃多少苦？可她宁愿吃这些苦，也不愿再回头看那个背叛她的男人一眼。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找了份研究工作，靠自己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，再也没主动和叶公超联系过。 叶公超呢？他不同意离婚，或许是出于政治前途的考量，或许是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。他成了名义上的“单身汉”，仕途倒是越走越高，一度官至外交部长。在外面，他依旧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外交家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个家，其实早就没了。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叶公超开始疯狂地想念妻儿。他一封接一封地给袁永熹写信，哀求、忏悔、盼望团聚。可那些信，全都石沉大海，没有半点回音。 据说他有一次去美国开会，想顺道看看孩子。女儿直接拒绝见面，儿子倒是来了，但父子俩在咖啡馆坐了十分钟，全程无话，儿子临走前，冷冷地扔下一句：“我只认我妈。” 这句话，比任何指责都来得更狠。 1961年，叶公超因为在联合国的一次“弃权”投票，得罪了蒋介石，政治生涯戛然而至。他被召回台湾，名为“资政”，实则软禁，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。 晚年的他，病痛缠身，住在台北的一间小公寓里，身边只有那个身份尴尬的堂妹照料着。他时常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呆，嘴里念叨着妻儿的名字。 1981年，叶公超病危。弥留之际，他耗尽最后的力气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病房门口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我的太太、女儿要来看我了……” 然而，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那扇门也没有被推开。 叶公超去世后，消息传到了美国。袁永熹没有出席葬礼，孩子们也没有回来。她只是托人送去了一副挽联，写得极其冷静克制，其中一句是“旧梦犹寒”。一个“寒”字，道尽了一生的伤痛和决绝。 后来，袁永熹在遗嘱里交代得清清楚楚：死后，不与叶公超合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