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日本二战臭名昭著的细菌战计划新细节曝光】
[美国给予731部队领导人起诉豁免权，并向法庭隐瞒了他们战争罪的证据，以换取该部队医学实验的数据。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对731部队及其豁免协议的细节保密。]
（NPR）随着日本战败，标志着二战结束的纪念日临近80周年，一些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，历史却难以被载入史册。它存在于未愈合的伤口、仍在酝酿的争端、刚刚出土的发现以及有待汲取的历史教训中。
今年二战时期军事文件的公布，为研究人员深入研究日本臭名昭著的细菌战计划（该计划从1936年持续到1945年）提供了动力。在中国，一部关于这一可怕历史事件的电影的首映被毫无理由地推迟，引发了网上的强烈抗议。
这部电影的英文名称是《731生化启示录》 ，讲述了日本皇军731部队惨无人道的医学实验的中国受害者的故事。
——第一手资料很少
能够并且愿意谈论 731 部队的最后一批目击者之一是现年 95 岁的清水英雄 (Hideo Shimizu)，他居住在日本中部的长野县。
他14岁时加入731部队青年团，并于1945年（抗战结束前五个月）抵达位于日占区中国东北的部队司令部。
在他家接受采访时，他说他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些制造业的工作，所以当他在总部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时，他感到很惊讶。
他说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从事与医学相关的工作，更不用说在一个被指控解剖活体囚犯（有些甚至没有麻醉）、让他们感染疾病或对中国士兵和平民进行细菌战的单位工作。
清水记得，有一天，他被带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摆满了装在玻璃罐中的人体器官标本，他第一次意识到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。
他回忆道：“对我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具完整的女性尸体，子宫里还有一个胎儿。”
清水说，在一名年长的部队成员给了他一块面包后，他自己也病得很重，他相信该部队对自己的青年团学员进行了实验。
随着日本战败在即，731部队成员接到指示，要销毁证据和证人。731部队的医生们把他们用来做实验的人称为“丸太”（maruta），也就是木头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人类。
“我没有看到任何活着的丸太，”清水说。“我只是把他们的骨头收集起来，装进袋子里，”在他们被杀死并焚烧之后。
据估计，731部队造成约3000人死亡，而该计划其他部门开发的生物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则更多。
日本政府从未对731部队的行为道歉，并坚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该部队对中国囚犯进行过实验，尽管东京一家法院于2002年裁定军方进行了此类实验并发动了生物战。
去年，清水前往中国道歉。他在日本因公开发表言论而受到批评。其他人，比如曾任学校教师、在长野当地博物馆策划了731部队部分展览的原秀明，则支持他。
“当我们谈论战争时，我们更容易谈论自己是受害者，比如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，”原说。“但我们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却很少被提及。人们不想谈论这个。”
——揭开秘密历史
但77岁的竹上胜俊（Katsutoshi Takegami）想谈谈。几年前，他在长野县的家中发现了一个属于父亲的箱子。
里面有他父亲在1644部队服役的照片，该部队是日本生物战计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。从那时起，竹上就一直在研究父亲的兵役经历。
“如果你杀了很多人，你就会成为英雄，得到提拔，”他说。“我担心我父亲做了坏事，所以我开始调查这件事。”
今年5月，应研究人员的要求，日本国家档案馆公开了1644部队的人员名册。竹上希望利用这些名册来寻找该部队的幸存者。
“我觉得这些人员名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”南京大学历史学家吕静说道。南京大学位于1644部队的驻地。她相信，这些名册将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日本细菌战体系的结构。
近年来，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部队网络，从北部的731部队一直延伸到中国南部广州市的8604部队，一直延伸到新加坡的9420部队。
吕说，每个部队都“努力适应当地情况，解决作战环境中的问题，并利用这些问题来对付敌人”。
这些部队被委婉地称为“防疫供水部队”，其职责是通过传播瘟疫和疟疾等疾病，保证己方部队的健康，同时使敌人患病。
战后，一个名为“东京审判”的国际法庭（类似于德国的纽伦堡审判）以战争罪判处七名日本官员死刑。
但吕静指出，731部队的领导人回到了日本，其中许多人在日本担任医疗机构和制药公司的负责人，事业有成。
这是因为美国给予731部队领导人起诉豁免权，并向法庭隐瞒了他们战争罪的证据，以换取该部队医学实验的数据。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对731部队及其豁免协议的细节保密。
“这是最高程度的司法失误，”剑桥大学东亚史教授巴拉克·库什纳说。“当然，之所以不公开这些数据，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想占为己有，不想让苏联人得到。”
库什纳指出，同样地，美国给予包括前纳粹党成员在内的德国科学家豁免权，以换取他们对美国导弹和太空计划的帮助，该计划被称为“回形针行动”。
库什纳说，在日本，美国最关心的是重建这个国家，使其成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。
库什纳说：“我认为，当时给予的豁免权反映了时代的基调、政治形势，或许还反映了战后初期对于战争罪所能实现的正义的限度。”
他补充道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，美国的正义理想被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所取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