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周迪道被捕，面对酷刑，他很快选择了投降，但没多久，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：“日军争取我投降，我无法逃脱，不如将计就计！” 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的消息像一阵旋风席卷宁波，就在那天傍晚，宁波伪政府在城里最气派的酒楼里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为一位“忠心耿耿”的“汉奸”送行，那位坐在主位上的人，叫周迪道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送行的人一边敬酒一边拍胸口说“以后还得靠你保命”，谁也没想到，酒席一散，周迪道就带着一车武器和六十多个“投靠他”的伪军，径直开往四明山，回到了他真正的队伍——新四军。 从头说起，周迪道十五岁走上革命道路，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那时候，他在宁波一带做情报工作，传信息、送物资、掩护同志，干得干净利落，从不出错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被编入新四军宁波军分区，一边带兵打仗，一边负责筹集物资，1944年，前线情况紧张，后方物资几乎断供，新四军靠挖野菜、啃树皮坚持下来，军分区决定派人到敌占区筹集军费，任务落到了周迪道头上。 他换了身份，装成做生意的小贩，带着几件破货走进宁波城，刚到城里，就赶紧联络了一些愿意帮忙的商人和老乡，靠着人脉和口才，很快凑了几千块银元，正当他准备扩大筹款规模时，一个认出他的汉奸偷偷告了密，周迪道被日伪宪兵抓进监狱。 那座监狱阴暗潮湿，号称“活人地狱”，刚进去的那几天，他咬紧牙关，什么都不说，也不求饶，他知道敌人迟早会动真格，不如先做好最坏打算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马上遭到严刑拷打，反而有人送来热饭热菜，还安排他一个人单独关押，没过几天，一个日本军官亲自来看他，说是要谈一谈。 对方没有动手，反而好声好气地给他画饼，说只要愿意“合作”，待遇绝不会差，周迪道心里明白，这是敌人的软刀子，他假装犹豫，装出一副“勉为其难”的样子，答应帮忙，不久，他就被释放，住进了带庭院的宅子，吃穿用度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人伺候。 他知道，敌人还在试探，必须演得像，于是开始在城里“活跃”起来，表面上，他跟伪军同吃同喝，同进同出，甚至会在街头“抢”百姓的财物，可到了晚上，他悄悄把银元塞回人家门缝，他把自己“藏”进一个“汉奸”的身份里，敌人渐渐放松了警惕。 趁着这个空档，周迪道写了一封密信，藏进香烟盒，交给一位擦鞋的地下交通员，这封信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，信里写得清楚，他是在“诈降”，请组织放心，并请求批准继续潜伏，收到信后，军分区成立了一个新的情报小组，代号“400”，由周迪道负责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周迪道像踩在刀尖上，他一边继续扮演“归顺者”，一边秘密策划情报传递和物资运输，他利用“麻将桌”输光钱的借口，让伪军去搜刮民财，再偷偷补偿百姓；他借口“去上海采购”，把药品藏进日军高级军官的行李箱，成功运回根据地，他还曾经策划营救女党员徐笑奇，假装娶“新娘”，婚礼当天把人从刑场救回。 除了这些，他还利用敌人对新闻的关注搞起了“时间差”战术，他从军分区拿到几天前的战报，修改成“情报”，交给日本特务机关，等他们按“情报”去围剿，新四军早已转移；几天后报纸再刊出战斗消息，敌人反而更加信服他的“准确”。 危险随时可能降临，1945年春天，“400小组”的一名成员王福林不小心暴露了痕迹，敌人开始跟踪他，周迪道立刻要求他撤退，可对方舍不得未完成的任务，周迪道坚持不能冒险，安排他暂时躲藏，几天后，日军查无实据，只能放弃调查，王福林因此得以脱险。 随着日本战败在即，局势越来越混乱，周迪道决定趁这机会，再做一次大的，他找到日军宪兵司令，装出一副悲愤模样，说自己这些年在伪政府如何“忍辱负重”，如今日本失败，愿意为和平做出贡献，他甚至主动请缨去联络新四军，说可以帮忙“交涉”。 宪兵司令慌乱中急于自保，竟然信了，不但把两部短波电台和一批轻武器交给他，还派车送他出城，周迪道趁机把早已策反的一百多名伪军带上车，一起开往新四军根据地。 他回到队伍那天，正是战争结束的前夕，那些曾被他“抢劫”的老百姓，发现米缸下面压着银元；那些被他“查封”的药铺，夜里悄悄收到一箱药品，他没有解释，只是继续前行，他从未说过自己牺牲了多少，也没讲过潜伏日子有多难，他说得最多的，是任务完成没完成，同志安全不安全。 抗战胜利后，他被调到华东局参与后勤工作，负责组织粮草和民工，淮海战役期间，他带着大批民工，用手推车日夜为前线运送弹药和粮食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转到公安系统，继续从事隐秘斗争，参与破获多起间谍案件，一直到退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