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，毛主席曾委托周恩来去看望，并且询问陈独秀，是否愿意回来工作，陈独秀说：“守常死了，延年死了，问我年纪大了，能怎么办？” 1937年8月，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获释，已是58岁，满头白发，身体虚弱。出狱时，他没多少行李，只有一个破布包，装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意气风发的革命领袖，而是历经磨难的老人。监狱五年，国民党对他严加看管，他却没被彻底击垮。出狱后，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：蒋介石请他做劳动部部长，胡适劝他去美国养老，毛主席则希望他回延安重拾革命。可他哪条都没选，毅然回到四川江津老家，过起了隐居生活。 这选择让人意外。按理说，毛主席的邀请对他是个机会，毕竟他曾是中共的灵魂人物。可他一句“守常死了，延年死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能怎么办？”道出了心境。李大钊和长子陈延年都牺牲于1927年，一个被张作霖杀害，一个死在上海，这对他打击巨大。出狱时，距离那场悲剧已十年，他却依然走不出阴影。这句话不只是推辞，更像是对自己过往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无力感。 李大钊和陈延年是他生命里最重的伤疤。李大钊是他早年的战友，中共初创时，两人并肩作战，可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，陈独秀却无能为力。陈延年是他的长子，年轻有为，却也在同年被国民党杀害。陈独秀晚年常提起这两个人，语气里满是遗憾。他觉得自己没保护好他们，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当年的激进决策间接害了他们。这种愧疚，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，让他没法再轻易投身政治。 陈独秀和毛主席早年就不是一条道上的。1927年，他被共产国际和党内批判，说他“右倾机会主义”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。那之后，他对党内斗争心灰意冷。出狱时，中共已在毛主席领导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，跟他当年主张的工人运动完全不同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再回去，也没法融入，甚至会拖后腿。与其回去争执，不如远远看着。 58岁在当时不算年轻，何况他刚出狱，身体差得不行。监狱生活耗尽了他的精力，出狱后他还得养活一家七口，生活压力不小。回到江津后，他靠给人写稿子赚点钱，连买米的钱都得精打细算。毛主席的邀请虽有诚意，但重回党内意味着又要挑起重担，他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扛不住了。 陈独秀这人，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官位，也不愿靠胡适去美国混日子，更不愿在党内做个摆设。他曾是领袖，习惯了主导，而不是听命。毛主席虽是老友，但当时的中共已不是他熟悉的模样。他可能觉得，回去不过是给人当陪衬，还不如守着自己的信念，过完这辈子。 回到江津后，陈独秀的生活并不轻松。他先投奔好友邓仲纯，却因邓家内部矛盾被拒之门外。后来在另一位朋友方孝远的帮助下租了小屋安顿下来。1939年，邓仲纯又邀他住进“延年医院”旁的小院，取名“延年”是为了纪念陈延年。可好景不长，物价上涨，邓家负担加重，邓太太对他态度变差，陈独秀一气之下再次搬走。 他靠在《时事新报》做编辑，每月赚160块钱。按当时物价，这点钱也就买50斤大米，养活一家老小捉襟见肘。他身体越来越糟，写稿时手都冻得发僵。有一次写着写着突然晕倒，妻子潘兰珍赶紧借钱送他去重庆看病。到了重庆，报纸炒得热热闹闹，毛主席又派人送物资，他还是谢绝了。1942年5月，他病逝于江津，临终前对妻子说，自己走得安心，就是放心不下她。 陈独秀的晚年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他的复杂性。有人说他固执，觉得他放不下面子，没能顺应潮流再干一番事业。也有人说他有原则，不愿妥协，哪怕生活再苦，也不低头。他拒绝毛主席的邀请，既有对过去的愧疚，也有对现实的无奈，更有对自己信念的坚持。他不是没想过回去，而是觉得自己回不去——时间变了，人也变了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几次提起他，1953年在安徽还特意问起他的后人，安排照顾他们。这说明毛主席对他始终有份情谊。可陈独秀的选择，终究是他自己的。他用后半生告诉大家：革命不是他一个人的，而是大家的。他退下来，不是认输，而是放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