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34岁王牌特工让组织给安排媳妇，除需满足“真夫妻假同志”苛刻条件外，还得符合三条标准：会生孩子、有现成孩子、文盲
1937年的上海危机四伏，一位代号“木匠”的顶尖特工，向组织申请，要给自己安排一个“媳妇”，甚至还要求对方：会生孩子、有现成孩子，而且，最好是个文盲。 作为一位出生入死、身负重任的王牌特工，怎会提出如此“私人”的要求？这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？ 1903年，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，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木匠。 1925年投身革命后，他就被组织送往遥远的苏联，系统学习了无线电技术。 1930年3月，涂作潮秘密回国，很快就肩负重任，成了国内稀有的无线电技术教员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宝贵的无线电人才。 当时，上海地下电台的功率高达100瓦，将周围邻居家的电灯泡点亮都是常有的事，于是，涂作潮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：他巧妙提高了收报机的灵敏度，从而大幅降低了电台的发射功率，那个“点灯”的怪现象自然也迎刃而解了。 更厉害的是，他研究出易于拆卸的关键装置，紧急情况下一瞬间就能把电台拆成普通收音机，敌人怎么查都抓不到把柄。 但即使再高超的技术，也需要坚实的外壳来保护。 1937年1月1日，涂作潮接到秘密任务，前往上海恢复组织的电台联络，他化名蒋林根，在上海赫脱路572号租下了一个店铺，对外则挂着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。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，他很快便成功修复了电台，让上海与延安重新取得了联系。 此后，这家修理公司就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绝佳掩护，他本以为天衣无缝，谁知有一天，隔壁米店老板的一句话，让他脊背发凉。 一天，米店老板在和他打牌时，看似随意地说了句玩笑话：“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共产党呢？”涂作潮心里一惊，却还故作镇定，反问道：“这可不敢乱说，这是要杀头的，我哪里像啊？” 老板听后哈哈大笑，随口解释：“别紧张，我就是觉得，你都30多岁了，收入也不错，怎么也没娶个媳妇呀？自己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，多没意思”。 这句话看似无心，却让涂作潮冷意识到，作为一名潜伏特工，没有家庭和孩子是巨大的安全隐患，单身小老板的身份很容易被特务盯上。 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向上级组织提出了一个看似私事，实则事关重大的请求：给自己安排一个媳妇。 他的请求看似简单，实则附带了好几个苛刻的条件，首先，他要求必须是“真夫妻”，而不是简单的假扮，因为他认为只有真实的关系才能避免行为上的不自然，从而更好地掩护身份。 其次，这个“媳妇”还必须是“假同志”，也就是说，她不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工作内容，因为知道得越多，反而更容易暴露。 紧接着，她得“会生孩子”，这样才能很快拥有属于这个“家”的新生命；她还得“有现成的孩子”，这样就能立即对外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家庭面貌，而这个孩子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，为身份多一层掩护； 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条，她还得是“文盲”，涂作潮解释说，如果对方有文化，时间久了，很容易发现他每天鼓捣的不是普通的收音机，而是秘密电台，这会直接导致暴露。 几个月后，组织为他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：在纱厂做杂工、不识字的张小梅，她前夫因病去世，独自带着一个5岁的儿子，完美符合涂作潮所有“苛刻”的条件。 婚后，张小梅专心操持家务，打理铺面，配合涂作潮应对各种突击检查，她虽然不懂无线电，但他时常夜间外出、清晨才归的异常举动，内心是清楚的，却从不多问。 两年后，张小梅又给涂作潮生了一个儿子，涂作潮抱着这个亲生骨肉时，表情有些僵硬，那是一种混合了任务与人性，珍贵又沉重的情感。 两个孩子，无论是不是他亲生，都成了他最真实的“掩护”，也让这个“家”的伪装更加逼真，涂作潮一家在上海平安地生活了五年，靠着张小梅的默默守护，赫脱路572号成了秘密电台最安全的堡垒。 1942年9月，日军特高课在上海大肆清剿中共地下电台，涂作潮的得意门生李白被捕，紧接着，涂作潮的铺子也被盯上，三名便衣闯进了修理间，他迅速从地道逃走，躲藏到黄浦江边的码头仓库。 组织当机立断，下达了紧急撤离的命令，包括涂作潮的妻子和孩子，也必须安然撤离。 在妻子张小梅离开前，涂作潮只留下了一句承诺：“如果我回不来，共产党会管你们吃穿，”张小梅没有多言，也没有回话，她带着两个孩子毅然离开了这个为他们提供五年庇护的上海。 而涂作潮本人则绕道苏北，继续从事情报工作，此后十年，这对为了信仰而结合的“真夫妻”，竟再也未能相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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