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解放那一年，村里的地主确实把田地全卖光了，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，叫他卖的，不

快解放那一年，村里的地主确实把田地全卖光了，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，叫他卖的，不卖以后全部没收，啥也不会给你留下。 这事是爷爷临终前跟我讲的。他说那阵子村里的炊烟都带着股惶惶不安的味，田埂上见不到闲逛的人，连最调皮的孩子都被大人锁在家里。地主家的青砖瓦房在暮色里像座孤岛，门口那对石狮子的眼睛，被逃难的人摸得发亮。 地主姓赵，村里人都叫他赵老财，其实他并不像戏文里那样凶神恶煞。爷爷说，年轻时见过他给讨饭的孩子递窝头，灾年还开仓放过高粱。只是他总爱穿着长衫，手里拄着红木拐杖，走路时鞋跟敲着青石板，笃笃的声响能传半条街，透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。 卖地那天，赵老财没穿长衫，换了身打补丁的短褂，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手里攥着大儿子从城里寄来的信。信纸被汗水浸得发皱，上面的字歪歪扭扭：“爹，速将田产变卖，换成金条藏好，我已托人在江南寻好住处，待事平便接您南下。” 来买地的都是邻村的农户，有人揣着几代人攒下的铜板，有人背着刚收的棉花，一个个搓着手不敢上前。赵老财挥挥手：“按市价来，一文不多要，谁买归谁，立字据。”他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拐杖斜靠在树上，顶端的铜包头蒙着层灰。 爷爷那时是佃户，租着赵家三亩水田。他凑过去想多租两亩，赵老财却摇摇头：“别租了，买了吧。我知道你手里紧，先欠着，等秋收了再给。”说着让账房先生写下地契，把爷爷的名字写在“买主”那一栏时，他突然别过脸，望着远处的祖坟，肩膀微微发抖。 不到半月，赵家的三百亩地全卖光了。有人说赵老财疯了，放着金疙瘩不要；有人说他大儿子在城里当了大官，看不上这点家业。只有爷爷知道，一个深夜，他看见赵老财跪在祖坟前，烧着一沓沓地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列祖列宗，不是我败家，是这世道要变了……” 变故来得比信里说的还快。秋收刚过，工作队就进了村，带着红袖章，喊着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口号。那些没来得及卖地的地主被拉去批斗，家产被充公，赵老财却因为“主动交出田产”，成了村里的“开明绅士”。 有人眼红，跑到工作队告状，说赵老财藏了金条。工作队的人来搜查，翻遍了青砖瓦房，只找到一坛咸菜，几件旧衣裳，还有个上了锁的木匣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没有金条，只有满满一匣地契存根，每张上面都写着“欠款待还”，欠主都是村里的穷户。 赵老财站在一旁，背着手说：“我大儿子的信是假的，他去年就死在战场上了，是跟解放军打仗时死的。”他从怀里掏出另一封信，纸都黄了，“这才是他最后一封信，说‘爹，别守着那些地了，分给穷人吧，将来的日子，该是大家一起过的’。” 那天全村人都愣了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个总被骂“剥削阶级”的地主，藏着这样的心事；谁也没想到，那个战死的国民党士兵，临终前想的是让父亲把田地分给穷人。赵老财没再提南下的事，就在村里住了下来，跟爷爷一起下地，手里的红木拐杖换成了锄头，鞋跟再也敲不出笃笃的响。 后来土改，爷爷分到的三亩地算成了“自有田”，他总说：“那是赵老财让给我的。”有次我问爷爷：“他真是因为儿子的信才卖地的？”爷爷抽着旱烟，望着远处的田埂：“或许是，或许不是。但人啊，到了节骨眼上，心里那点良善，总会冒出来的。” 赵老财活到八十岁，临死前让爷爷把他葬在自家旧地的边上，不要立碑。“就当我这辈子，欠这片地的，欠村里人的。”他握着爷爷的手，“你告诉后人，地是好东西，不管到啥时候，得让种它的人有饭吃，有盼头。” 现在那片土地上，种着金灿灿的稻子，风吹过，像一片起伏的海。爷爷常带我们去田埂上走，说：“你看这土，肥得很，埋着多少人的故事啊。”他不说赵老财是地主还是善人，只说“他最后做的事，对得起这片地”。 其实啊，世道再变，人心深处的东西变不了。就像赵老财，不管顶着“地主”的帽子，还是握着锄头的手，心里总有杆秤，知道什么该守，什么该放。就像他儿子，不管穿着国民党的军装，还是怀着让穷人有田种的心思，那份对“好日子”的盼头，跟解放军、跟村里的穷户，是一样的。 这片土地记得太多这样的故事。它不看你是地主还是佃户，不看你穿长衫还是短褂，只看你是不是真的把根扎在土里，是不是真的盼着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赵老财卖地的故事，早就没人细说了，但田里的稻子一年年熟，像是在替我们记着：不管什么时候，把日子往好里过，把心往善里放，总不会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