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，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未经允许下，擅自做了个重大决定，在《新闻联播》播出之后安排了一段30秒的广告。广电部部长知晓后，愤怒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杨伟光怎么能这样做！”
此时的杨伟光正站在部长办公室门口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烟盒。
他知道这场风暴躲不过去。
台里的摄像机已经老得掉漆，上周录制《正大综艺》时，三号机突然黑屏，导演当场急得掉眼泪；
编辑室的磁带机经常卡带，技术员要用螺丝刀敲着才能运转。
国家拨款仅够维持日常开支，想买新设备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半个月前，他在地方台考察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
某省台在电视剧前插播的广告，让他们半年就攒够了买转播车的钱。
回来的火车上，杨伟光盯着窗外掠过的农田，心里算着一笔账：《新闻联播》后的时段全国收视最高，哪怕只播三十秒，收入也能顶上大半年的设备维修费。
可当他把想法报上去时，得到的回复是 “再研究研究”——层层审批下来，最早也要等到来年春天，而台里的设备已经等不起了。
播出前一晚，杨伟光在办公室待到深夜。
编辑室传来技术员的抱怨：“杨台，这台机器再修不好，下周的《焦点访谈》都录不了。”
他掐灭烟头，突然对值班导演说：“明天《新闻联播》结束后，加一条三十秒广告。”
导演愣住了：“没批下来啊……”
“出了事我担着。” 杨伟光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
那条白酒广告播出时，他守在监控室，手心全是汗。
画面从新闻联播的结束曲切到广告，再无缝接回天气预报，流畅得像早就设计好的流程。
第二天一早，观众来信堆成了小山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多是 “没注意到”“三十秒不碍事”，只有少数人问 “是不是电视信号出了问题”。
可这份平静没能持续多久，部长的电话就打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“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？” 部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带着压抑的怒火，“《新闻联播》是什么地方？是党和人民的喉舌！你敢在这儿插广告，谁给你的权力？”
杨伟光没有辩解，只是把一沓设备故障报告递过去：“部长您看，这是上个月的维修记录，光是摄像机就坏了十七次。再不换设备，明年可能连春节晚会都录不全。”
他指着其中一页，“这条广告收入，够买三台新摄像机。”
沉默在办公室蔓延。
部长翻着报告，手指在 “磁带机卡壳导致新闻延时播出” 那行字上停了很久。
“下不为例。” 最终，他丢下这句话，起身时又补充道，“钱必须专款专用，一分都不能乱花。”
杨伟光走出办公楼时，阳光刺眼。
他立刻让人把广告收入打进专用账户，第一个订单就是给新闻中心换四台摄像机。
供应商送来设备那天，技术员们围着新机哭了——这是台里五年来第一次换全新设备。
没过多久，央视开始公开招标广告时段，孔府宴酒以三千多万元拍下全年标王，消息传开，全国商家都疯了似的往央视跑。
那些年，杨伟光踩着晨露去各部门巡查，总能看到新换的编辑机、转播车，听到机房里传来的笑声。
有次他路过广告部，听见工作人员在打电话：“明年的黄金时段？早就被订完了，您得排队。”
而观众们渐渐习惯了《新闻联播》后的广告，甚至有人等着看 “今天又有什么新牌子”。
后来有人问他，当时就不怕被撤职吗？
杨伟光望着央视大楼上的卫星接收器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怕啊，但设备坏了播不出节目，老百姓骂的是央视，不是我一个人。”
他没说的是，那次冒险之后，广电部很快出台了电视台广告管理办法，而央视的广告收入一年比一年高，不仅换了全套设备，还建起了新的演播大楼。
1998年春晚，当高清摄像机捕捉到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时，杨伟光坐在观众席里，想起1993 年那个忐忑的夜晚。
那条三十秒的广告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不仅为央视激起了涟漪，更让中国的媒体行业看到了商业化的可能。
许多年后，人们还记得那些年的央视广告，却未必知道，这一切的起点，是一个为了修设备而 “先斩后奏” 的决定。
而那个拍过桌子的部长，后来在会议上说：“有时候，改革就是需要一点敢闯的勇气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