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色列已批准占领加沙城计划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积累的占领经验，正被悄然复制到加沙地带。这种 “渐进式吞并” 策略并非简单的领土扩张，而是通过军事控制、经济绞杀和政治操纵的多重手段，将巴勒斯坦土地逐步纳入以色列的实际管辖范围。当加沙城的命运悬于以色列的军事决策时，国际社会的反应与历史经验交织，揭示出一场关乎地缘政治与人类良知的严峻考验。
在约旦河西岸，以色列通过建立定居点和军事禁区，逐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和地理格局。自 1967 年以来，超过 130 个犹太人定居点如钉子般嵌入巴勒斯坦领土，将 44% 的土地划为军事禁区。这些定居点不仅是人口迁移的载体，更是以色列扩张的前沿阵地。定居者在军方保护下享有优先资源分配权，而巴勒斯坦人则被限制在碎片化的 “B 区” 和 “C 区”，无法自由通行或发展经济。这种 “隔离而治” 的模式，使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治理能力被严重削弱，“两国方案” 的可行性日益渺茫。
如今，以色列正试图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加沙城。根据安全内阁决议，以军已在加沙中部内特扎里姆走廊周边兴建 19 处军事基地，形成南北分区的防御体系。这些基地不仅用于军事清剿，更成为长期控制的支点。以军计划沿加沙边境设立 700 米宽的 “消灭区域”，对任何接近的可疑人员实施无差别打击。这种 “安全缓冲区” 的设置，既延续了约旦河西岸的军事逻辑，又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控制精度提升到新高度。例如，以色列使用 AI 语音警告系统制造恐慌，同时通过 RFID 芯片定位援助车队实施空袭，使得平民在劫难逃。
在政治层面，以色列正推动 “阿拉伯力量治理” 方案，试图塑造一个亲以的傀儡政权。根据内塔尼亚胡的设想，加沙的治理权将交给 “既非哈马斯也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” 的第三方势力。这一计划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：一是扶持加沙地带内的亲以地方势力，如部分法塔赫成员或商人阶层；二是引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，如阿联酋、巴林等参与治理。然而，这种 “代理人治理” 模式面临多重困境。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忧参与以色列主导的安全安排，会被视为对巴勒斯坦自决权的背叛。例如，埃及和约旦明确反对以色列将阿拉伯国家作为 “安全代理人”，强调任何治理方案必须基于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。
经济控制是以色列实现变相吞并的另一重要手段。在约旦河西岸，以色列通过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水资源使用和农业发展，迫使当地经济依附于以色列市场。加沙地带的情况更为严峻：80% 的物资依赖以色列控制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进入，而电力供应大部分来自以色列电网。一旦以色列接管加沙城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将进一步收紧。以军可能限制燃料和药品的进入，迫使加沙居民在生存压力下妥协。更隐蔽的是，以色列可能借鉴西岸的 “去发展” 策略，限制加沙的农业和工业项目，使其经济永远处于瘫痪状态。
国际社会的反应显示出对以色列行动的普遍担忧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指出，以色列的计划违背了国际法院关于结束占领的裁决，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。德国、比利时等国家已采取实际行动，暂停对以军售或召见以色列大使。然而，美国的政治庇护依然是以色列最大的保护伞。尽管面临国际压力，以色列仍能通过安理会的否决权规避实质性制裁。这种双重标准使得以色列的暴行难以得到有效遏制，加沙城的命运成为检验国际社会道德底线的试金石。
历史经验警示我们，以色列的 “渐进式吞并” 策略往往伴随着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。在约旦河西岸，以色列通过 “国有土地” 名义侵占巴勒斯坦土地，三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此类行动发生在 2024 年，面积超过 24 平方公里。这种法律上的诡辩同样可能在加沙上演。例如，以色列可能宣称加沙城的部分区域为 “军事需要” 而征用，或将巴勒斯坦人的财产划归 “国有”，为定居点建设铺平道路。国际特赦组织指出，这种系统性的土地剥夺构成国际法上的种族灭绝罪，而加沙城的平民正在承受这种罪行的后果。
历史有时候真像个循环。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从 “临时哨所” 变成 “永久社区”，用了二十年；加沙城的 “缓冲区” 要是从几百米扩到几公里，恐怕也用不了多久。国际社会要是再光说不做，等加沙城真成了第二个 “露天监狱”，再想挽回，可就难了。毕竟，土地被占了可以再争，可人心凉了，怕是几代人都暖不回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