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年代，王震将军说：“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，我要对他讲，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，过去我不懂，现在懂了!” 在毛泽东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，一些人甚至借此攻击国家，各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到处泛滥，一度搞得人心惶惶，人们对于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了忧虑。 这时，担任副主席的王震毅然站了出来，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，为很多模糊的观点定了调。他的这番振聋发聩的讲话，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，更及时拉住了人们摇摆不定的思想，将人心重新拧成了一股绳。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12个年头，王震和人谈起了过去的那段历史。对毛泽东受到的非议，他非常愤慨地表示，一些人把什么错都归咎到主席身上，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。他告诉身边人，当年民间掀起大生产运动，他将情况告诉主席时，主席自己都吃了一惊。 他深有感触的说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底下擅自做了，天高皇帝远，上级根本都不知道情况。结过出了事，却要被乱扣罪名。 其实当年毛泽东提出“赶英超美”的口号，是给了15年的准备时间，但下面有些人好大喜功，为了自己的政绩，就把中央的指令胡乱加码，这才导致了后来的混乱局面。 对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这个说法，王震也公开表示不是主席提出来的，当时他们召开了一场几十人的小会，是另一名同志首次谈到了这个说法。当时主席还认为，即使要割，也要有计划、讲策略地割，不能太过武断，还是要“留一点”。 看到社会上对当年的那段历史还存在不少误解和谣传，王震立刻找来几位专业学者，与他们讨论关于理论和思想的问题。 他表示，主席在世时告诉他们，要警惕别有用心者的颜色革命，如今自己亲眼见证了其他国家在颜色革命中的悲惨遭遇，真正感受到了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。 所谓的“颜色革命”，就是指上世纪末期，西方国家阴谋搞乱东欧，致使很多国家发生了意识形态混乱，投机者立刻现身颠覆国家，最后让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中。 正因为有了这些前车之鉴，王震才格外重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，主席去世后，他是最积极站出来为维护主席的人。 1989年年初，他参加了一场重要的追悼会，准备返程时见到了前来送行的当地军区首长，他心有所感，对这些首长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。 王震表示，如今社会上竟然出现了谈思想色变的怪现象，别人就罢了，竟然连这些经历过革命的将军首长们，都变得畏畏缩缩，不敢站出来说真话，那国家要这些将军做什么？ 首长们都低下了头，他们知道王震说得对，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。但面对社会现状，一些人就是退缩了，反倒失去了当年在战场上不怕死的血性，实在感到惭愧。 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王震准备把自己这些年的思想心得与对时局的看法整理出来，他专门约见了邓力群，两人进行了几次长谈。邓力群也是搞思想工作的，他非常赞同王震的很多观点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王震又和理论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沟通，对方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，王震看后做了一些补充，这些谈话内容便被发表了出来。 王震的谈话内容庞杂，但都是关于近代历史和国家建设的关键问题，每一个都让人深受启发。他认为，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是民族兴盛的必然要求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都是顺应了历史规律。 毛泽东认为，无论多大的领导，都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，不仅要接受监督，还要和老百姓一样参加劳动，尽可能回到群众中去。 另外，自从上世纪50年代军队实行军衔制后，有人表示要提高待遇，但提出的标准却非常离谱，竟然和普通工作者的工资差距达到20倍。包括毛泽东、王震在内的中央领导都不同意。 王震还特别提到，主席虽然提倡要保持对西方国家的警惕，但从不保守，反而积极学习对方发展的经验，这才有了我们后来与苏联决裂，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，这些都是主席开放包容心态的体现。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，主席也积极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经验，而且对于西方社会革命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并不赞成，反而认可让一些人有限度地先致富，这也是后来邓小平的观点。 近代中国走了很多弯路，也经历非常多的波折，但没人能否认这些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。而王震的发言，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，对这段复杂的历史做出了科学的评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