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在郑州病逝，按当时干部抚恤规制本该长眠郑州革命公墓，
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在郑州病逝，按当时干部抚恤规制本该长眠郑州革命公墓，在百姓接连请愿，记者如实反馈实情后，时隔近两年，组织遵照他临终遗愿，把灵柩迁回兰考沙丘安葬。     1966年2月26日，兰考阴天。从火车站到墓地，三里路，灵车挪了两个半小时。     路两边黑压压的人群，棺木每走一步，人们就往后退一步，退一步磕一个头，哭声震天。     上万百姓胸佩白花，街道挂满挽幛。     灵柩运到时，人群像潮水涌上来，齐刷刷跪倒一片。     乡亲们哭喊：“焦书记，您是为俺们兰考人民累死的呀！”一双双粗糙的手扶着棺木舍不得松开。     下葬时没人用铁锹，大家捧起黄土，一把一把往下撒。     一位叫肖位芬的老大爷扑倒在墓前：“焦书记啊，你是为了兰考人民累死的……”抱着孩子站在墓前的张传德，早已泣不成声。     1964年5月10日，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发出病危通知。     省、地组织部长和县委同志都赶到了病床前。     被肝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焦裕禄，提出最后一个请求：“我死后不要多花钱，省下来支援灾区。     活着我没治好沙丘，死了请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     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……”他对妻子徐俊雅交代过：除了那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什么遗产也没留下。     1962年12月他到兰考时曾保证：“不改变兰考面貌，我决不离开。”这句话是用命兑现的。     焦裕禄1962年底调任兰考，到去世只有四百七十五天。     当时兰考内涝、风沙、盐碱“三害”严重，百姓饭都吃不饱。     他顶风冒沙查风口、探流沙，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，他跑了至少一百二十个，行程超五千里。     老饲养员肖位芬记得，焦裕禄到兰考第三天就住进他的牛屋，两人盖一床被子聊了三天三夜。     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说，县里一台照相机，焦裕禄给群众拍了三千多张照片，自己只留下四张——其中三张还是偷拍的。     守护“焦桐”的魏善民记得，1963年春天他和焦裕禄两天种了两千多棵泡桐。     风沙暂时压住，可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。     焦裕禄去世后，省委按干部规定葬在郑州革命公墓。     1964年5月16日追悼会在郑州举行，天下着雨还停电，用汽车电瓶给扩音器供电，场面让人心里发酸。     可兰考老百姓放不下。     1965年12月，新华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脱贫典型，老乡们拉着他的手问：“能不能跟上面说说，把焦书记的坟搬回兰考？     离我们近一点，也好早早晚晚去看看！”周原如实汇报给副社长穆青和记者冯健。     几人当即深入兰考采访，后来写出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。     1966年2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，中央台播送，举国震动。     通讯见报后，河南省委收到无数来信，上下一致要求按焦裕禄遗愿迁葬。     省委拍板，派秘书长苗化铭和赵致平到兰考落实。     埋在哪个沙丘？有人提议张庄，但离城十八里没公路，百姓扫墓不便。     县委书记张钦礼想起，有一年刮大风，焦裕禄站在县城北黄河故堤的土包上说过：“要是哪一天我死了，能埋在这儿该多好。”办公室主任李相午也记起类似的话。     大家就把墓地定在县城北的沙丘上。消息传出，兰考人奔走相告，干部师生自发平地建墓，十天就完工。     1966年2月26日清晨，灵车从郑州出发。     沿途村庄家家开门，男女老少站满公路。     到了兰考火车站，人群彻底失控。     从站台到墓地三里路，棺木两边都有人扶着，一步一叩首。     一位姚大爷多年后抹着泪说：“人家县委书记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来陪咱们受苦，种下的树苗没看着长大，连碗面汤都没喝上……”焦裕禄只待了四百七十五天，兰考人记了他一辈子。     他亲手种的泡桐叫“焦桐”，被他救活的张徐州改名“张继焦”，后来在陵园守护一生。     从郑州到兰考，这段路走得叫人鼻子发酸，一位好书记的归途，永远安放在了最牵挂他的父老乡亲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