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选主席，毛泽东575票当选，差一票满票，周恩来赶紧汇报，毛主席一句话让所有人沉默了，这缺的一票到底谁投的？七十多年没人知道答案，但毛主席的反应，比那一票本身更值得琢磨。 怀仁堂里宣布毛主席当选时，掌声很快铺开。 人站起来，声音往大厅顶上撞，许多人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。可在宣布之前，那张结果单并不圆满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，五百七十六张有效票，毛主席得五百七十五票。少掉的一票没有改成废票，也没有被悄悄补齐，它就那么留在纸上。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，北京这个名字刚定下来没几天，城里许多墙面和路口仍带着战争刚离开的气息。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收尾，新国家的许多大事都压在这几天里定下来。 《共同纲领》通过了，国旗选定了，国歌暂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国都和纪年也有了说法。会场外的世界还乱，粮价、治安、军队接管、旧机构改造，哪一桩都不轻。 会场里要把一个新政权的名分立起来，不能只靠胜利，还得靠一道道公开手续。 主席人选几乎没有悬念。 中共从延安走到北平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几大战役刚把旧格局推翻，毛主席在党内外的地位已经摆在那里。参加会议的人也清楚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个位置，不会落到别人身上。 正因如此，少一票才扎眼。 若是普通候选人少一票，可能没人太在意；轮到毛主席，工作人员手里的票数就像突然绊了一下。 票是在大会旁边的小会场核的。 会务人员数了，觉得不对，又重数。结果没有变。有人把事情往最容易解释的方向想，也许有代表漏画，也许笔下疏忽，也许那张票该归入废票。这样一处理，毛主席就是满票，当天的喜气也少一处别扭。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，没有把这件小事办成小事。 他主持会务多年，知道什么该当场决定，什么不能代人决定。主席选举少一票，表面是票数，实际牵着新政权刚起步时的规矩。周恩来去向毛主席报告，把那点难堪原封不动递过去，没有替工作人员找台阶，也没有替那张票找来路。 毛主席听了以后，没有追问是谁，也没有说重新处理。 他的态度很直白，代表有权选毛主席，也有权不选毛主席，少一票就少一票。话落下来，会务人员不用再想怎么把数字抹平。五百七十五票照写，五百七十六张有效票照写。毛主席当选，缺口也同时被承认。 那时离十月一日只有一天，所有人都在准备一个新的开端。新政权需要庄严，需要团结，也需要一个人人看得懂的中心。满票当然漂亮，报出来也顺。可毛主席没有要这种漂亮。 他让一张可能反对自己的票，继续保持它原本的样子。 那一票到底是谁投的，后来越传越热闹。 有人拿后来政治立场变化的人去猜，有人把某些民主人士的名字往上贴。 可无记名投票不是侦缉案。没有当场记录，没有公开证据，也没有谁能从封存的选票里拎出一个名字。 更该看的是当时会场里坐着什么人。 政协代表并不是一色队伍。党派、区域、军队、团体、少数民族、华侨、特别邀请人士，来源很杂。九月三十日实际到会六百三十八人，参加主席投票五百七十六人，大名单、到会人数、投票人数并不相同。宋庆龄来了，张澜、李济深来了，傅作义也坐在里面。 还有从旧政权转身过来的人，有长期在文化界、工商界活动的人，也有刚从战争和地下工作里走出来的人。把这些人请到怀仁堂，就是承认新国家不能只靠一个组织自己宣布成立，它要把不同来路的人拉到同一张桌边。 既然坐到同一张桌边，票就不能只在赞成时有价值。 五百七十五票已经足够高，足够说明毛主席的地位。少掉的一票也不该被看成污点。 它让这场选举留下了一点不整齐的痕迹。这个痕迹反倒说明，至少在那一刻，会务人员没有用好看的结果盖住原始票数，最高当选者也没有要求盖住。 同一天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单也出来了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、李济深、张澜、高岗当选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随后确定。 傍晚，代表们去了天安门广场，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。毛主席宣读碑文，众人默哀，又一锹一锹往奠基石上填土。广场开阔，仪式庄重，所有人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 怀仁堂旁边那叠票没有这样的画面感。 它们被清理，被封存，离开了众人的视线。可七十多年后，人们还在问那一票是谁投的。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答案。真正留下来的，是另一件事：一个即将站上天安门城楼的人，听到自己少了一票，没有让人把那张票改成沉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