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一生七大正确！ 1.跟对了毛泽东。 2.看对了朱德。 3.信对了叶剑英。 4.用对了陈赓。 5.估对了张学良。 6.弃对了蒋介石。 7.爱对了邓颖超。 今天咱们说周恩来用对了陈赓 一九二五年夏天，陈赓到了周恩来身边，职务听着并不显眼，警卫副官。外人容易把这活想成站在门口、跟着首长走几步。 放在当年的广州，没那么简单。军校、军队、各派人物、青年学生、旧军官，天天挤在一处，门里门外都有眼睛。 一个副官要会挡人，也要会通气；要手脚利索，也要嘴上有数。周恩来把陈赓放到身边，是把他放在最能看出分寸的位置上。 陈赓的聪明，周恩来早在黄埔就摸到了边。这个湖南青年少年从军，后来又进上海大学读书，身上有军人味，也有学生气。他能闹，能演，能把一群年轻人弄得笑起来。 周恩来接政治部后，让他去办血花剧社。军校操场边搭起简单场子，台上几个人喊台词，台下的学生挤着看。那些平日里不爱听大道理的人，散场后还会站着议论几句。政治工作钻进人群，常常要走这种笨路。 黄埔那批人里，能热闹的人不少，能在热闹里守住场面的人不多。 陈赓和徐向前等人在青年军人中奔走，接触各军里的年轻骨干，少不了耐心，也少不了眼色。 谁可靠，谁只跟着喊几声，谁遇事会缩回去，陈赓能从几句闲话里听出一点味道。 周恩来用他，看中的就是这种贴近人又不被人群带跑的本事。 一九二七年春天，武汉气氛发紧。 中共五大召开时，陈赓负责警戒保卫，手里有特务营，也有工人武装纠察队。 会场门口要稳，街面消息要通。那是一堆碎活，碎到磨人。站岗的人累了会松，来往人员多了会杂，一张陌生脸、一辆停得太久的车，都要有人盯住。 陈赓在这种琐碎里没有嫌烦。后来周恩来到武汉，对这个年轻干部的印象，又深了一层。 南昌城里的枪声响起时，陈赓的位置仍旧不在最前排。总指挥部周围，需要有人守住门、守住消息、守住那些来不及写清的命令。 起义队伍进城后，他参与政治保卫处的工作，又接手江西省银行。钱柜、印章、账册、库房，哪一样乱了都会出事。战斗常被人记成枪口和城墙，其实革命队伍要活下去，也得有人把这些冷冰冰的事务攥牢。 上海的中央特科，是另一种门口。周恩来让陈赓管情报科时，街面上看不见战壕，风险却贴着衣角走。 陈赓化名王庸，出门时换身份，见人时换说法。茶楼里坐一会儿，马路上绕几步，每一步都要掂量。谁能接近，谁该隔开，谁可以拉一把，谁只能远远看着，都要靠经验，也靠临场的心劲。 周恩来给隐蔽工作定下的办法，要有人去一条线一条线穿起来。 陈赓做的，正是这种看不见的针线活。 有人进到敌方机关，有人从租界巡捕房里递出消息，有人只在某个晚上露一面。陈赓得记住每一条线的松紧，不能让人全挤到一起。上海的街灯亮着，暗处的手也伸着。能在这种地方活着办事，是另一种硬。 一九三一年春天，那场叛变把上海的地下机关逼到墙边。 周恩来急着调人、换住处、断旧线。陈赓等人忙的多半是账面之外的急事。门牌要换，联络要停，谁去通知，谁先撤，哪个地方不准再进，件件都急。 陈赓没有站到台前，却在这种时候显出用处。六月，他离开上海，旧关系一刀刀切开，身后很多门不再推。 许多人记陈赓，习惯往战功上看。抗战时期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，解放战争里的兵团指挥，一件件都硬。 可周恩来对陈赓的使用，并没有停在战场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哈尔滨要办军事工程学院，陈赓坐到院长兼政治委员的位置上。桌上换成了教材、名单、设备、教员安排。这个位置也磨人，磨的是脾气和耐性。 新中国的军队要往前走，光靠经验扛不住。飞机、火炮、舰艇、装甲车辆，都要有人会算、会修、会教，也知道部队到底要什么。 陈赓坐到学院里，讲话还是带着军人脾气，可他能听知识分子说话，也能压住部队干部的急性子。黄埔时那股能贴近人的劲，到了教室和实验室之间，仍然派得上用场。 周恩来用对陈赓，放在某一次任命上看不出高低。黄埔的戏台，武汉的会场门口，南昌总指挥部旁的灯，上海街边一张小桌，哈尔滨冬天的教室，把这些地方放在一起，陈赓的宽处也露出来了。 陈赓能把热闹的人心、危险的门口、冷硬的事务和新学校的杂乱都接住。周恩来没有把他放成一块牌子，而是一次次把他放进难办的活里。 哈尔滨冬天，走廊里常有脚步声。年轻学员抱着书从门口挤过去，教员夹着讲义进教室，炉子里的火烧得不旺。 陈赓坐在那所新学校里，眼前隔着北方的窗霜，南方码头和上海街灯远了。桌上摊着名册，铅笔头短了一截。窗台上有粉笔灰，风一吹，慢慢落在摊开的旧课程表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