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，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，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，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，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，赶忙将他接往承泽园。 1948年，北平的冬天雨雪夹杂，冷得格外刺骨。袁克定，一个曾因出身显赫、见惯风光的名字，却在那年步入了七十岁、最难熬的岁月。 对于不少人来说，当时北平战事未平，很多大人物都抽身南下，他却没有远走，而是在城里的粉子胡同废庙中熬日子——吃着硬邦邦的窝头和白菜帮子。 你很难想象，这个被称作旧时代贵公子的袁克定，手里还握着一副德国皇帝送来的银刀叉，跟三十多年前收到时几乎一样。 他早就把其他首饰和值钱物件变卖了，偏偏这副刀叉，他死活没舍得出手。 就算只是用来切开一个泡水才能下嘴的窝头，他的动作也还保持着以往的讲究，一刀切下去，银器与结冰窝头撞出的脆响，像是在一遍一遍提醒周围：曾经的体面还在。 其实不少人早就换了活法。比如袁克定有过机会彻底转变。他不是没人注意——在1939年，日军派土肥原贤二带着清酒、金条找上门，开价让他当伪华北临时政府的顾问。 有人觉得，这是绝处逢生的好机会。但袁克定却让家里人把东西全扔出门外，还在门口贴着谢绝来访。 王克敏也来劝过，他还是没点头，后来自个儿在报纸上声明“久病”，不问外事。就这么一拒往来，他的生活没变好，反而越过越清贫。 张伯驹后来讲起袁克定，那语气定然带着些唏嘘。他说哪些人能熬成这样，即便在旧社会的贵胄圈，也并不多见。 事实上，旧北洋遗老里，有的为了安稳奔走各方，也有少数和袁克定一样，“不肯低头”。就像清朝灭亡时，名臣张之洞的儿子张冀牖也坚决不参与新政，自甘寂寞。这样的人终归寥寥。 再说回来，陪伴袁克定的是他的老仆刘三。刘三年轻时在袁家养马，后来改行拉黄包车，逢到收车总要绕到胡同看看他主子过得怎么样。 钱买不起粮，就去市场捡菜叶子，三次洗净带回。有个说法，正是靠刘三，“捡”起来袁克定的一段岁月，否则等谁帮一把？ 局面彻底扭转，是1948年底张伯驹出现。那阵子张家刚花大价钱装裱刚追回的《游春图》卷，他没空搞施舍，也不爱把事闹大，于是亲自跑到粉子胡同。 推门看到袁克定还照旧摆着银刀叉切窝头，张伯驹没说别的，聊起屋里的书画要人照料——意思很明白，是想给袁克定一个合适的理由“搬家”。 书画顾问，这个头衔既不过分，也能让袁克定摘下面子。不出意料，他答应了。到了承泽园后，袁克定并没有像外人想的那么享福。他住的房子桌椅普通，但窗外能看百年海棠，每天有热牛奶喝。 可他仍是安安静静待着，抄书、翻译、读德文资料，从不参与外面的应酬与家事。他身量老、底气还在，这点从他始终自律地生活就能看出。 好几个人都把袁克定的遭遇往“骨气”头上讲。其实说白了，是性格使然，也和际遇有关。 有些人到晚年没机会选择，要不得不低头。像民国时的书画家郑孝胥，前半生清翰林，后头做了伪满要员，也有人说“时势如此”，谁都没得选。 可是袁克定还是咬牙挺了过来，选择寂寞，却保住最后的体面。这种坚持，有人说是“顽固”，但对于旁观者来讲，是一种拒绝被环境裹挟的本领。 真正让他重回舞台一角的，是后来被推荐进了中央文史研究馆。 工资六十块，生活谈不上宽裕，但每天七点半出门，步行去上班，处理文献，准时上下班。每月多余的钱还想着给张伯驹当零用，都给婉拒了。 1958年5月，袁克定突发脑溢血离世。生前三天还在整理他翻译的《德国陆军史》，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毛边纸。 葬礼办得很简单，一箱德文书、一套银刀叉，是他全部的遗产。连花圈、悼词都没有。 这样的故事细节不少，但最值得问一句：艰难时刻，一个人要守住什么，放下什么？袁克定没投向新主，也没利用过去的身份换“余生舒坦”，只凭自己的选择一路走到头。 他不是唯一这样的人，有些同在乱世坚持自我、最后未必落得清苦，如徐志摩父亲，在风雨中转身经营实业，家庭照样延续旧风范，但性格和选择不一样，结局便有区别。 有意思的是，过去很多旧贵族“破落”时身边依然有人相助，这和早年的情义有关，也跟个人处事方式有关。 偶有例外，像霍元甲一生淡泊，临终掌门亦无继无人提扶，对比张伯驹拉一把袁克定，更显出老人的晚景与旧社会人际网的复杂。 盘一盘袁克定的晚年，那副没卖出去的银刀叉，和白菜帮窝头摆在了一起。一个衰败王朝养大的孩子，最后守住身份的方式就剩这些：一点年少时的讲究，一点没交出去的傲气。 要说选择，时代的浪头谁都躲不开。能不能撑到最后，靠的是外人不容易看明白的几样底色。这故事走到尽头，余味还在旧刀叉的新旧碰撞里。 来源：袁家这百年 儿女四散，各谋生路，有毁有誉；孙辈曾孙，几经沉浮，重获平静 本刊记者 朱东君 《 环球人物 》（2016年第22期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