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解放前夕，地下党员朱英如被特务押往审讯地点，所有人都以为她必死无疑，可就在押送途中，一名特务突然凑近她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"朱老师，快走，我掩护你！"换作任何人，这都是活命的唯一机会，可她却平静地摇了摇头，果断拒绝了。 先说说朱英如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她在一所小学教书，课表还是用旧历排的，上面印着《国语》和《算术》。 她每天穿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外头套件半旧的毛线开衫，改作业改得右手食指都弯了形，孩子们下课爱围着她要字帖看。 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先生，背地里其实一直在做地下工作，她隔三差五会绕过两条巷子，去城里一家书局坐坐，书局老板见她来，不说话，直接把当天的报纸搁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，她拿了，买支铅笔或者几张纸，转身就走，这条线，她走了不知道多少回。 出事那天傍晚，她在学校把最后一摞作文簿批完，窗外天色已经暗成青灰，她锁了门，没直接回家，照例绕去那家书局，书局门已经关了，她站在廊下，手摸了摸门上的铜环，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 几个穿黑布短打的男人，故意放轻了脚步，但鞋底踩着碎石子的声音还是压不住，为首的人从怀里掏出一张手写的纸，对着昏黄的路灯光瞅了一眼，抬头问她：朱英如？然后是四个字：跟我们走。 上了黄包车，沿着越来越偏、越来越静的路走，空气里飘着护城河水的腥味，朱英如走在押送队伍的中间，布鞋踩着湿滑的石板，一步一步走得很稳。 然后前头那个年轻男人停下来了，他回过头，风雨灯的光扫过来，朱英如眯了眯眼，看见他眉心拧成一个疙瘩，侧耳听了听四周，只有远处几声狗叫，他把声音压到最低，说：朱老师，快走，我掩护你。说完，往旁边让出了半步。 那半步让开之后，朱英如前面就是空的，往前十几步，一个拐弯口，再往前，雾气里是看不清的去路，手腕上的绳子本来就绕得松，她只要迈开步子，大概真能跑掉。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然后把额前被雾气打湿的头发别到耳后，动作慢得像是在给学生示范写字，她说：我不走。 年轻男人急了，往前跨一步，鞋跟磕在青石板上当地一声响：你傻啊？这会儿不跑—— 她打断他：我跑了，明天谁来给他们上课？停顿了一下，她又补了一句，声音更轻，几乎被风吹散：还有，你怎么办？ 这两句话，加在一起不超过三十个字，但分量不轻，第一句是说她放不下那群孩子，第二句是说她看出来了——这个年轻男人是在冒险帮她，她要是跑了，他回去怎么交代？她拒绝逃跑，不只是因为自己不想跑，也是在保那个给她让路的人。 这个细节很多人提起来就觉得鼻子发酸，一个已经被抓的人，在生死关口，还在想着别人的处境，这不是书里写的大道理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，落在一个穿青布鞋的女先生身上。 她后来什么都没说，在里面没承认任何事，没供出一个人名，档案上只剩一个日期和一个地名：无锡惠山，1948年，那年她三十五岁，和出门教书那天一样年轻。 这件事最让我觉得值得说的，不是她多英勇，而是她拒绝逃跑的方式，她没有慷慨激昂，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，就是把头发别到耳后，平平静静地站回原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