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上海知青戴建国在农村结了个婚，这决定本身就够让人想不通了。更绝的是，新婚第一天晚上，媳妇就把他打得鼻血直流，稿子也给撕了。后来连丈母娘都劝他回上海，可他倒好，硬是梗着脖子说不走。 关键是这个程玉凤，当时已经不是个正常的姑娘了，而是一个精神失常、时而疯癫的病人。 程家父母哭着劝他，说闺女已经这样了，不能再拖累你这个有文化、有前途的上海青年。 你快回你的大上海那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，可戴建国铁了心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他说这事儿他有责任，他必须得管。 1974年，戴建国回上海探亲，这边程玉凤的爹喝多了酒，脑子一热就给女儿定下了一门亲事，收了邻村三百块钱的彩礼。 程玉凤死活不干，又是绝食又是抗议，可最后还是被她爹用绳子捆着，硬塞进了去婆家的车里。 据说一路上她都在哭喊戴建国的名字，感觉自己就像被卖掉的牲口，巨大的精神刺激让她当晚就气得口吐鲜血。 没过多久她生下的孩子又不幸夭折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程玉凤的精神彻底垮了，婆家看治不好了就办了离婚把她送回了娘家。 等戴建国再见到程玉凤的时候，她正蹲在水塘边，用脏水胡乱地往脸上抹，眼神空洞，人也痴痴傻傻的，哪还有半点当初那个俊俏姑娘的影子。 这一幕像针一样扎在戴建国心上，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，这个好好的姑娘不会变成这样。 所以，当1979年返城的康庄大道摆在面前时，他没有一丝犹豫，扭头就走向了那条看起来最难走的路，用一纸婚书把自己的下半辈子和程玉凤绑在了一起。 可新婚之夜等着他的不是温情，而是现实的残酷，病情发作的程玉凤根本不认识他，冲上来就是一拳，把戴建国打得鼻血直流，还把他熬夜写的书稿撕了个粉碎，这就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开始。 婚后的日子有多难，咱们光靠想是想不出来的，程玉凤的病时好时坏，戴建国写的稿子被撕是家常便饭，身上也经常被抓得一道一道的。 可他从来没急过眼，总是耐着性子哄着她，等她慢慢平静，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没被这沉重的家庭拖垮。 一边当着“全职保姆”照顾妻子，一边愣是凭着那支笔，在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。 他文笔好从一个普通干事被调到县电视台当记者，后来又一步步当上了总编辑，还评上了省里的优秀编辑。 身边不是没人劝过他，说你带着个疯媳妇，影响多不好，不如送回娘家去，戴建国听了就反问，我媳妇是为我疯的，我照顾她有什么丢人的？ 戴建国这个故事讲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它讲的是两个字：担当，在那个时代的洪流里，多数人选择顺流而下奔向好日子，他偏要逆流而上去守一个良心上的承诺。 他第一次选择留下是出于愧疚和责任，而第二次选择带她回城是这份责任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头里，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 他这一辈子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就是用这种日复一日的坚守，告诉了我们一个男人最高贵的品质是什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