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12月，山西决死队独7旅旅长卢宪高叛变，带着十几亲信投奔阎锡山，自以为能领10万大洋赏金和师长官位，结果阎嫌他成了光杆司令没用，直接下令把他活埋。 这件事说来不复杂，三个字就能概括：工具人。 卢宪高坐上独7旅旅长的位置，不是打仗打出来的。 1937年抗战爆发，山西新军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体迅速壮大，政委制度让中共政工干部在部队里有实际否决权，阎锡山看着这支名义上归他的队伍，心里始终不踏实。 他的对策，是在关键职位上安插旧部——让他们在政委旁边当旅长，顺时做做样子，等翻盘时就是内应。卢宪高，就是这套逻辑里被放进去的一颗棋子。 等的就是被激活的那一天。 1939年秋，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，提出用"政治主任制"取代政委制，实质是把中共政工干部换成自己人。 这是阎锡山向新军摊牌的动员令，也是卢宪高等人等了许久的信号。阎锡山私下承诺：只要带整个旅过来，立给10万大洋，师长的位子早留好了。 说起来，卢宪高大概真的算过这笔账——旅长管不了自己的部队，政委压着，赌一把，无非换个地方当师长。他以为自己看透了局势，也看透了自己手里的筹码。 12月12日，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察觉异动，当机立断先发制人。 消息传到卢宪高这里，他立刻骑马出逃，第一站奔向小舅子魏继奎驻守的34团3营——手里有兵，才有资本去领赏。 营教导员当门拦住了魏继奎，说这个营哪儿也不去。魏继奎掏出枪，枪口对准他。 教导员没动。 35团营长张效中赶到，当场将魏继奎控制住。卢宪高站在营门外，看着这一幕，腿上的劲儿一点一点散掉了。 整旅带不走，一营也带不走，连自己亲戚都拉不动。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去见阎锡山，只剩十几个人。 讲真的，这一刻，他的那笔账已经算错了。 卢宪高赶到秋林，进门就问师长的事几时能办。阎锡山笑着拍拍他肩膀，说先休息三天，一定安排。转身叫来心腹王靖国，说了一句话：处理掉。 王靖国是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军长，山西五台人，干这类事向来利索。他让人在秋林附近小树林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，找卢宪高过来，说当师长要先考核，让他跳下去，看能不能自己出来。 卢宪高身高一米八，觉得不过是个小坑，没多想就跳了进去，站稳，仰头看了一眼王靖国。 王靖国咳嗽一声。 手下人把一盆石灰浇了下去，随即开始往坑里填土。卢宪高来不及喊什么，土就埋上来了。 阎锡山的算法从来不复杂：要的是一个旅的兵力，来的是十几个光杆；承诺的师长是买整支武装力量的定金，不是送给跑路者的礼物。 同期叛变的203旅旅长刘武铭也没好下场，老红军周玉清带人追上去，将他活捉。往哪边跑，都是死路。 咱们回头看，阎锡山杀卢宪高，说是要杀鸡儆猴。 但几个月后，晋西事变里，新军主力在党的领导下成功突围，转入吕梁山根据地，彻底脱离阎锡山的掌控。 他以为活埋一个人能震慑全局，结果把整支新军逼走了。卢宪高的死，是一盘失败棋局里最小的注脚。 孟子说过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卢宪高打的算盘，是在最乱的时代找一条最安稳的路；他不明白，那条路的尽头是他自己挖的坑。 而那些在最难的时刻选择留下来的人——那个拦住枪口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营教导员，那个在12月12日当机立断的雷任民，那些在秋林会议后仍旧守住阵地没有动摇的普通士兵——才是这段历史真正的重量所在。 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》第一卷、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史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