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记者询问张学良一生最敬佩的三位人物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三个人的名字！ 1990年6月初的台北复兴岗，下着细雨，院落里潮气扑面而来。年满90岁的张学良披着薄外套，站在窗前听雨声。他忽然转身，对陪护说了句看似随意的话：“一辈子，真佩服的人不多。”这句话，成了采访者打开他记忆暗盒的钥匙。 先说父亲张作霖。1883年，他出生在辽宁海城县一个贫苦农家，靠着护团练闯出名声。北洋军阀混战年代，奉天城里火车轰鸣、各路枪声此起彼伏，他却用“买马不如买人心”的朴素逻辑招兵买马。1920年山东黄河决口，他掏出数十万银元赈灾；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传到奉天，他另外拨义金抚恤上海遇难者。张学良后来说：“父亲的学问不多，可知道底层人要什么。”正是这种草根办法，让奉系兵马在关外站稳脚跟，也让张学良体会到“枪杆子固然重要，袖里还得揣一颗心”。 话锋来到1936年的西安。那年4月9日深夜的肤施天主教堂，电灯昏黄，周恩来举杯敬茶，“张少帅，此番若能把枪口调过去，民族还有盼头。”张学良放下茶盏，轻叹一声：“好，咱们试试看。”双方短短数小时交谈，为8个月后的和平收场埋下伏笔。西安事变爆发后，蒋介石被扣押，枪炮味浓到极致。周恩来再次飞抵西安，提出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等主张，耐心细致到连释放顺序都排好。张学良回忆：“那几天我急得满头汗，他却像老中医，一边诊脉一边开方子。”最终蒋介石获释，内战危机暂缓，一纸协定把国共关系带向新的路口。张学良承认，自己当时既有冲动也有摇摆，“要不是周公坐镇，西北天空会更黑”。 再说毛泽东。张学良与毛从未谋面，但对长征有过细致研究。1934年至1936年间，8万余红军从江西出发，翻雪山、过草地，抵达陕北仅余3万余人。军事参谋把这一路称为“战略转移”，张学良却看重两个字——组织。沿途缺粮少药，队伍却没有散；战斗频频失利，指挥系统却依旧运转。对比自己统领的东北军，他感慨组织纪律的威力胜过单纯的火力。一次闲谈时他拍着桌子说：“若无陕北落脚，后面的抗战没法打。”这种认可，跨越了立场，也跨越了时代。 院子雨停，采访进入尾声。记者忍不住追问：“将军，若只能选出三位楷模，您心里到底是谁？”张学良笑而不答，抬手比了三个指头。片刻后，他缓缓开口： “父亲张作霖，告诉我人在江湖要仗义； 周恩来，教我大局面前收与放； 毛泽东，让我看见信念能穿过高山草地。” “您从未动摇过？”记者再问。老人摆摆手：“动摇的，是局势；不动摇的，是他们身上那股子担当。”语毕，他把窗户推开，让湿润的风灌进来。庭前梧桐落下一片新叶，轻轻贴在石阶上，像是给九十年风云写下静默的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