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马麟自麦加归来，为试探马步芳的态度，派人转电马步芳，请他接济路费2万元，马步芳为阻止马麟返青，即在省政府纪念周大会上对马麟公开抨击，并交由各政府机关讨论，乘机宣传马麟恶迹，让马麟为此难堪，不敢贸然返回青海。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叔侄不和，而是一场已经分出胜负的权力交接。马麟那封求助路费的电报，听上去像缺钱赶路，实际是在摸底：西宁的大门，还给不给他开？ 答案很快摆到台面上。马步芳没有私下回绝，也没有给叔父留多少余地，而是在省政府纪念周大会上把马麟推到众人面前批评。 机关再跟着讨论，话一传开，马麟就算人还没回青海，脸面已经先被压了下去。马麟的尴尬，早在几年前就埋下了。 他是马麒的弟弟，马麒去世后接任青海省政府主席。按家族辈分，他是长辈；按职位，他是省政负责人。 可西北地方局面从来不是只看官印，军队在谁手里，才是真正的硬底气。马步芳正握着这张硬牌。 他是马麒之子，年纪比马麟小，却掌着青海军权。叔父坐主席位，侄子带兵，两人表面还在一个家族框架里，里面却早有裂缝。 马步芳不愿一直做“有兵无名”的角色，马麟也不想把省府位置轻易交出去。让马麟真正失势的，不只是马步芳逼得紧，还有青海省内的财政乱局。 1934年前后，青海维持券贬值，后来又改发临时维持券，省内物价和民生都受牵连。到1935年，省钞再度发行，兑换风波一来，金融信用更受打击。 马麟处理不了这个局面，威信便一点点被耗掉。马步芳看准的正是这一处。 他没有马上硬抢主席名分，而是让马麟在民怨里陷得更深。欠薪、请愿、物价、货币混乱，这些事本来就够棘手，再加上马步芳暗中推动，省府每天像被架在火上烤。 当时还有一件事很要命：马步芳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声望上升，中央方面对他的态度也逐渐转变。马麟虽然名义上是青海省主席，可他的政治手腕和实际控制力都在下降；马步芳则靠军权、战功和地方经营，慢慢成了更有分量的人。 到了1936年，马麟已经难以继续掌局。他以病假名义离开青海，先到上海、南京一带活动，并向蒋介石陈述自己被马步芳排挤的处境。 可蒋介石并没有强力替他撑腰，只是批准他延期，并拨给旅费，让他前往麦加朝觐。这一走，马麟在青海的实际位置就更虚了。 省政由马步芳代理，机关看马步芳脸色，军队更不用说。马麟人在外面，头衔还在，可省内的算盘已经按另一套方式拨动。 1937年，马麟从麦加归来，心里仍想回青海继续做主席。他没有立刻闯回西宁，而是先派人转电马步芳，请其接济路费2万元。 钱是借口，态度才是重点。马麟想知道，马步芳到底还认不认他这个叔父，还容不容他回来。 马步芳的回应，等于把门闩插上了。他公开抨击马麟，并借政府机关讨论，把马麟过去的旧账重新翻出来。 这样一来，马麟若坚持返青，就不是普通复职，而像是顶着一堆指责硬往回钻。权力斗争有时不需要马上动兵。 只要把一个人的名声打低，把他的合法性削弱，把身边人都吓退，他自己就会犹豫。马步芳这一手，正是先打气势，再断后路。 马麟当然不甘心，他毕竟做过青海省政府主席，也不是没有旧部旧识，可问题在于，失去省内实际控制后，旧关系未必敢站出来。很多人更愿意看谁能掌住明天，而不是谁曾经坐过昨天的位置。 后来白崇禧奉命到青海考察，马步芳又趁机加快运作。1938年，马步芳正式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，青海政治格局由此进入马步芳主导时期。 马麟则退出核心舞台，回到家乡居住，修园林、过寓公日子，政治生命基本结束。这段事看似是叔侄争位，其实更像一场地方权力从“辈分名望”转向“军事实力”的过程。 马麟的身份不低，资历也深，但他拿不住财政，也压不住军权，更稳不住人心。马步芳则不急着撕破脸，而是借经济乱象、机关舆论和中央态度，一步步把叔父挤出局。 马麟最后的结局并不突然。1945年1月，他病逝，昔日省主席已经远离西宁权力中心多年。 马步芳则继续掌控青海，直到1949年前后西北局势大变，他的地方统治才走向终点。1937年这封2万元路费电报，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金额，而是马麟当时的处境。 他想回去，却不敢直接回；他还有名分，却要看马步芳脸色；他是叔父，却已经压不住侄子。权力一旦离开实际控制，只剩头衔和辈分，就很容易变成空架子。 马步芳的做法固然带着强烈的算计，但马麟的失败也不是一天造成的。财政失序、威信下滑、军权旁落，三样叠在一起，才让他从省主席变成回不去西宁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