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协和医院张海敏博士说：“你就高高兴兴地活着，没心没肺地活着，不要脸不要命地活着，过去的伤心事不要纠结，还没发生的事不要担忧。世上没有几个人真正在意你。你要好好心疼自己，烂人烂事一边去。你就大胆往前走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好好的享受每一天。只要你的心情好了，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” 这句话，让我想起了奥黛丽·赫本。 她是落入人间的天使，是无数人心中优雅的代名词。可她的人生剧本，前半段写满了“不高兴”。 她的童年，底色是灰的。 她出生在比利时，父亲是银行家，母亲是贵族。 可六岁那年，父亲推开门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 小小的赫本，心里从此破了个洞。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可爱，所以被抛弃了。 十岁，二战爆发。她跟着母亲逃回荷兰外婆家。结果，荷兰被德军占了。一占就是五年。 那是最难熬的五年。食物短缺，饿到两眼发昏。 她和其他孩子一样，靠啃郁金香球茎和野菜活下来。营养不良让她瘦得像豆芽菜，还得了严重的贫血和水肿。 她最爱的芭蕾舞梦，也碎了。因为长期饥饿和疾病，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了高强度的训练。 舞蹈老师看着她，只能惋惜地叹气。 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女孩，在战争的阴影下饿着肚子，梦想也破灭了。那时候，谁都以为，这个女孩这辈子完了。 但转机，往往就藏在谷底。 战争结束后，她揣着很少的钱，去了伦敦。 想继续跳舞，但年纪和身体都不行了。为了活下去，她当模特，接拍一些广告，收入微薄。 有一次，她去为一个电影角色试镜。副导演上下打量她，直接摇头：“你不行。太瘦了，像根竹竿，没有票房号召力。” 换作别人，可能就哭着走了。赫本没有。 她走出门，在伦敦的街头站了一会儿。 然后，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她走进一家小店，给自己买了一个小小的冰淇淋。就站在路边，慢慢地，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。 冰凉甜腻的感觉在嘴里化开。 那一刻她突然想：为什么总要为了别人的眼光，饿着自己的肚子呢？ 她不再疯狂节食，试图把自己塞进别人定义的“美丽”里。她开始按时吃饭，允许自己享受食物。 真正点醒她的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“骂”。 接到《罗马假日》邀约时，她既兴奋又焦虑。为了演好公主，她把自己逼得更紧，吃得更少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 导演威廉·惠勒见到她，眉头紧锁。他没谈剧本，而是开车把她带到一家不起眼的意大利小馆子。 “坐下。”导演说。 然后给她点了一份堆满肉酱的意大利面。 赫本本能地拒绝：“我在控制饮食，导演，我不能……” “你不能个鬼！”惠勒是个暴脾气，声音大到整个餐馆都能听见，“看看你！一脸苦相，风一吹就倒！你要演的是一个溜出来玩、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公主！不是修道院里的病人！” 赫本被吼得愣住了。 惠勒把叉子塞到她手里，语气缓了缓：“听着，孩子。我要的不是一个‘演’出来的公主。我要一个真的在享受罗马阳光、冰淇淋和爱情的姑娘。你得先让自己高兴起来，观众才能相信你的快乐。” 那天，赫本吃光了那盘面。胃里饱饱的，心里某个拧紧的发条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松了。 从那以后，片场的赫本不一样了。她成了最会找乐子的人。 她拿到了奥斯卡小金人。 可生活，好像总爱跟她开玩笑。 她的感情路不顺。两段婚姻，都用心经营，却都以离婚告终。她曾沮丧地说：“我一生都在寻找爱，就像寻找父亲一样，但我总是搞砸。” 很多人觉得，女神这下该憔悴了吧。 但她没有。五十岁以后，她干脆换了一种活法。 她脱下华服，换上最简单的衬衫和裤子。她牵起世界另一端，那些瘦弱孩子的手。 她去了索马里，去了埃塞俄比亚。去那些被饥荒和战火撕裂的土地。 在那里，她抱起一个因为营养不良而轻飘飘的孩子。孩子的大眼睛望着她，不哭也不闹。 那一刻，没有镜头，没有掌声。但她后来说，那是她一生中最充盈的时刻。 1992年病重，她在瑞士家中安静的院子里，儿子肖恩问，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。 她望着窗外盛开的玫瑰，想了一会儿，轻轻笑了：“遗憾？没有。我的人生……很有意思。我犯过傻，我也深深地爱过。我吃过很多好吃的冰淇淋，也帮到过一些孩子。这很好了，不是吗？” 1993年1月20日，她安详离去。像一片羽毛，轻轻地回到了天空。 赫本走了。 但她留下了一种比优雅更珍贵的东西：一种在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选择高兴的力量。 从被抛弃的女孩，到战火中求生的少女，再到情路坎坷的女人……她的一生，分明有太多理由可以抱怨、可以消沉。 但她选择高兴。高兴地享受那盘意大利面，高兴地拥抱罗马的阳光，高兴地把爱送给更需要的人。 她用自己的路告诉我们：最高级的养生，真的不是燕窝鱼翅。 是学会“高兴”。 高兴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高兴地品尝生活的滋味，高兴地去爱，也高兴地接受故事的起伏。把烂人烂事，像抖掉鞋里的沙子一样抖掉。把别人的目光，像拂过耳边的风一样放过。这，或许才是治愈一切疲惫的万能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