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、释、道在治国理政上的差别从李世民的这段话便可看出—— 贞观二年（628），太宗谓侍臣曰： “古人云‘君犹器也，人犹水也，方圆在于器，不在于水。’ 故尧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人从之；桀、纣率天下以暴，而人从之。下之所行，皆从上之所好。 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，惟好释氏、老氏之教；武帝末年，频幸同泰寺，亲讲佛经，百寮皆大冠高履，乘车扈从，终日谈论苦空，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。及侯景率兵向阙，尚书郎以下，多不解乘马，狼狈步走，死者相继于道路。 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。 孝元帝（指梁元帝萧绎，梁武帝第七子）在于江陵，为万纽于谨（西魏八柱国之一，鲜卑族，复姓万纽于，名谨）所围，帝犹讲《老子》不辍，百寮皆戎服以听。 俄而城陷，君臣俱被囚挚。 庾信亦叹其如此，及作《哀江南赋》，乃云：‘宰衡以干戈为儿戏，缙绅以清谈为庙略。’此事亦足为鉴戒。 朕今所好者，惟在尧、舜之道，周、孔之教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耳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慎所好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