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蒋介石空投特务潜入金寨，廖容标得知后表示要亲自去现场抓捕！ 1959年深秋，梅山水库第一次试蓄至设计高程，库岸灯火把大别山的夜色照得通亮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片新建的碧湖，在次年正月里会成为一场暗战的关键坐标。 不到三个月后，1960年2月3日零时15分，一架涂着暗灰色迷彩的PZV运输机掠过云层，骤然降低高度，一口气抛下六条降落伞和数只木箱。机上领队虞孟英心里打着算盘——情报显示，这里仍是二十年前的荒岭沟壑，只要悄悄扎下据点，便能为所谓“反攻”探路。飞机转身遁入黑夜，留下一地降落伞在山风里猎猎作响。 然而，情报落后了。水库大坝早已改变地形，夜空的灯光让特务们瞬间明白：脚下已不是当初的小山村，而是堤坝林立、往来巡逻不断的革命老区。他们只好分散潜行，依靠过时的地图试图会合。正是这慌乱的“各走各路”，为后来追捕埋下破绽。 拂晓过后，塘湾大队女民兵刘承英赶往公社食堂取米，途经山坳，发现一只破裂的帆布箱，内里是折叠伞、爆破筒、干粮和一部无线电机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飞奔回村。不到一小时，县人武部接警，再半小时，六安地委把情况电告合肥。 安徽军区司令员廖容标正在军区作战值班室听取气象汇报，接电后只问了两个问题：“发现地点坐标？物资完好否？”随后命令：“金寨封控，民兵预案就地启动。”14时40分，他带着参谋人员出发。短短数年，他已在全省布下十个民兵团防空降网，此刻全部拉响。 大别山的民兵向来眼尖。2月4日中午，在距空投点五里外的竹林边，有人注意到一串崭新的皮鞋印与当地草鞋印混杂，方向直指黑洼密林。民兵连长秦干如按经验判断：“这是外来脚步，鞋底纹很深，肯定有人潜进来了。”指挥部立即派三路追踪，封锁山口。 夜幕降临，山谷里寒风凛冽。包围圈悄然收拢时，隐约传来低语：“咱们电台摔坏了，怎么联系？”黑暗中，有人高喊：“缴枪出来，保证安全！”对话未及三句，几道灰影从乱草中站起，双手举过头顶。5人束手就擒，缴出卡宾枪、微型电台、塑胶炸药与印着“反攻大陆”字样的传单。 余下一人——报务员谢忠——趁乱钻进瓦屋基山石缝。2月5日清晨，露水打湿的岩壁留下攀爬水迹，民兵卢本立沿着悬崖绕到背面，悄悄封死退路。中午前，饥寒交迫的谢忠被迫走出洞口，一场自认“必胜”的渗透行动，仅用58小时宣告终结。 审讯中，虞孟英交代：他们隶属“国家安全局”第二空投队“蓝花小组”，在新竹训练了三个月，课程包括爆破、潜伏、情报传递。临行前，蒋经国只说一句：“大别山是老问题，好好做给我看。”遗憾的是，敌手早已布下密密麻麻的群众情报网。 安徽能迅速联动，并非偶然。1956年起，军区根据中南海“备特防谍”指示，结合山地地形，建立“公社—大队—生产队”三级哨兵制度；每支民兵小队都配有最基本的对空观察和报信训练。廖容标在各地检查时常说：“山高林密不是短板，只要人心在，就没有死角。” 这样的判断源自他的从军履历。1929年，17岁的赣南少年廖容标扛起红缨枪；1935年过大渡河、打娄山关，他练就超常的行军耐力；1937年转战山东敌后，带兵严守纪律，“宁借不拿”换来群众送情报。战火中的摸爬滚打，让他熟知如何把地形、人心和火力融合为一道防线。 金寨行动后，安徽各地对反空降预案再做细化，村口号子、巡逻路线、电台值守皆有时刻表。1965年，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仍挂念大别山的防谍网络。至1979年离世前，他常叮嘱部下：“山里老百姓的耳目，是最好的雷达。”那句朴素的话，如今仍留在不少老民兵的笔记本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