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，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，行刑当天，黄茂才突然大喊：“别杀我！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，我是无辜的！” 黄茂才1925年出生于四川荣县的贫苦佃农家庭，家境贫寒，只读过几年私塾，旧中国抓壮丁风气盛行，母亲为了让他躲过征兵，恳求当特务头目的地主东家帮忙，1945年22岁的黄茂才被安排进渣滓洞监狱，成了一名少尉看守，日常只负责站岗、登记、收放风，既没受过特务训练，也没参与过刑讯屠杀，本质就是个混饭吃的底层杂役。 初到渣滓洞，阴暗潮湿的牢房、特务的残酷暴行、革命者的凄厉惨叫，每天都在冲击着黄茂才的内心，他虽身在特务阵营，却本性善良，看着革命者们宁死不屈的模样，心里渐渐开始怀疑：自己站的这一边，真的是对的吗？ 1948年，江竹筠（江姐）被关进渣滓洞，黄茂才发现两人竟是四川老乡，登记时，江姐瘦小的身躯里透着的坚定眼神，让他印象深刻，执勤时他常听到江姐和狱友们谈论理想与信念，看着他们举止有礼、正气凛然，和特务口中“暴徒”的形象截然不同，内心的动摇愈发强烈。 转折点很快到来，一天江姐悄悄递给黄茂才一张小纸条，恳请他帮忙带出监狱，黄茂才心里清楚，私通革命者是杀头的大罪，可看着江姐信任的目光，再想想特务的残暴，他最终咬咬牙，选择冒险，这次传递的正是江姐写给三岁儿子彭云的“示儿书”，这封信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。 此后黄茂才成了渣滓洞的“特殊信使”，黄克诚”把信件藏在鞋底、衣领里，利用看守身份偷偷传递，前后成功送出二十余封情报，他还冒着风险，给狱友们带食物、药品和报纸，甚至想办法把江姐和曾紫霞安排在同一间牢房，在黑暗的牢狱里，为革命者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希望天地。 1949年1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，开始遣散渣滓洞无关紧要的看守，黄茂才也在其中，临走前他不顾危险，帮革命者胡其芬送出了著名的《最后的报告》，这是他在渣滓洞的最后一次义举。 不久后，“11·27大屠杀”爆发，200多名革命者惨遭杀害，而黄茂才早已回到老家，当上了小学教师。 谁也没想到，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灾难就找上门来，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，有人检举黄茂才是渣滓洞看守，认定他参与了大屠杀，尽管他反复辩解自己帮过江姐传递情报，可江姐已牺牲，能作证的幸存者大多失联，空口无凭的辩解在当时毫无说服力。 很快黄茂才被判处死刑，1953年行刑当天他被押赴刑场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吼：“别杀我，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，我是无辜的，”这声绝望的呐喊，让行刑人员愣住了，也让案件迎来转机，死刑被紧急暂停，重新调查。 调查过程一波三折由于年代久远、证据稀缺，进展十分缓慢，最终法院虽没判死刑，但仍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，1964年黄茂才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，回到老家后，他一边靠务农为生，一边从未放弃为自己平反。 晚年的黄茂才，始终活在旁人的质疑和偏见里，他珍藏着江姐当年为他织的蓝色毛衣，这是他唯一能证明自己的东西，可十几年牢狱生涯，家里早已被洗劫一空，毛衣也不知所踪，他常常坐在家门口，望着远方发呆，没人知道，这个垂垂老矣的老人，曾在魔窟中冒着生命危险守护过革命火种。 转机出现在1981年，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，发现了关于黄茂才的零星记载，工作人员辗转找到他，还联系上了当年的幸存者曾紫霞，此时的曾紫霞已是成都中医学院教授，见到黄茂才的那一刻，她瞬间认出了这个当年冒死传递情报的看守，当场写下亲笔证明。 随后地下党联系人的证词、罗广斌遗留的狱中报告、多名幸存者的联名信陆续出现，完整还原了黄茂才当年的功绩，1982年4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正式宣判：撤销原判，宣告黄茂才无罪，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，59岁的黄茂才双手颤抖，失声痛哭，为了这一天他等了整整30年。 沉冤昭雪后，黄茂才被增补为荣县政协委员，安享晚年，2005年老人离世，遗愿是把骨灰洒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附近，他要永远陪着那些没能走出渣滓洞的战友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