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带着巴东乡村信息化方案赴州里汇报。还没开口，上级就拍桌怒吼：“你给老子滚！你只是个县委书记，老子是州委书记，你约我十次，老子见你一次就是给你脸！”遭上级辱骂后患上重度抑郁症，为何毅然辞官？他就是陈行甲。 2011年秋天，39岁的清华硕士陈行甲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难以理解的决定。 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央企的稳定工作和优渥生活，主动申请调往湖北巴东县任职。 巴东县地处鄂西山区，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境内山高路险，交通闭塞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。 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县五十万人口中，有近十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很多村子连基本的通路通电都成问题。 初到巴东，陈行甲面临的不仅是艰苦的自然环境，还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。 当地的工程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长期被少数势力垄断，官商勾结现象严重，普通百姓办事难、维权更难。 他下乡调研时发现，村民们见到干部要么远远躲开，要么满脸戒备，干群关系十分紧张。 为了摸清真实情况，他连续半个月穿梭在各个村镇，徒步走访了三百多个村庄，磨破了鞋底。 记下了厚厚几本笔记，里面记录的都是哪家孩子上不了学、哪里的柑橘烂在地里卖不出去这些具体难题。 随着调查的深入，陈行甲意识到，比贫困更可怕的是腐败对扶贫资源的吞噬。 一个原本造价两三百万的小型工程，还没动工，就被层层盘剥得所剩无几。 最典型的是平阳坝河堤工程，中标价两千多万，最终结算却接近八千万，工程质量却不堪一击。 面对这种情况，他顶着巨大压力启动了反腐程序。 这一举动无疑触动了某些人的奶酪，威胁和阻力随之而来。 在巴东工作的几年里，陈行甲经常收到匿名恐吓信，家门口出现过不明物品，出行车辆也被人恶意别停。 为了保障他的安全，相关部门不得不对他的公务用车进行防爆改装，司机每天都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。 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坚持推进反腐工作，先后查处了八十多名涉案的干部和商人，其中包括数名县级领导和多名科级干部。 这些行动虽然净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，但也让他成了某些势力的眼中钉。 除了反腐，陈行甲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民生改善上。 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，修通了多条断头路，新建和改建了数十所学校与卫生室。 为了推广巴东的旅游资源，他甚至尝试高空跳伞和拍摄宣传片，被媒体称为“网红书记”。 在他的推动下，巴东的旅游收入实现了连年增长，不少老百姓因此脱了贫。 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。 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，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。 他患上了重度抑郁症，整夜失眠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 与此同时，家庭也承受着巨大风险，妻子因为担心他的安危，时常以泪洗面。 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停止工作的脚步。 在巴东的后期，陈行甲在处理一起儿童因病致贫的案例时受到了极大触动。 一名五岁白血病患儿的家庭为了治病倾家荡产，孩子的爷爷最终选择跳天坑自尽。 这件事让他深刻意识到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社会问题。 恰逢此时，他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屡屡受挫，甚至遭遇了极为恶劣的对待。 在一次汇报工作中，他准备了详细的乡村信息化方案，却迟迟得不到接见。 好不容易获得见面机会，方案刚展开就被对方厉声斥责，指责他不懂规矩，甚至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否定他的工作价值。 这种来自上级系统的排斥和打压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。 他逐渐明白，很多问题并非靠一个人的努力就能解决。 2015年，他获评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，仕途看似一片光明。 但在2016年底，他做出了另一个惊人之举——辞去公职。 他在离职感言中隐晦地提到，有些保护伞不仅在县里，甚至在更高层级。 离开体制后，陈行甲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，而是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公益基金会。 他发起“联爱工程”，专注于救助贫困地区的重大疾病儿童。 他不再拥有县委书记的权力，却依然在为改变底层民众的命运而努力。 他跑遍各地筹集善款，深入病房探访病患，甚至把自己的版税收入全部捐给公益项目。 从反腐斗士到公益人，他换了战场，但那份想要帮助弱者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。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无论身处何种位置，只要心里装着百姓，总能找到做事的方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