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，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，到了刑场，黄标却很不甘心：“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，却被当成汉奸，我不甘心啊！” 一块写着“大汉奸”的木牌，差点把黄标的一生钉死。1951年5月18日，湖北沔阳县城刑场，黄标被押到行刑队前。 周围的人骂声不断，很多人认定他死有余辜。可就在枪口抬起之前，他喊出了那句憋了多年的话：自己曾经每月把大笔银元送给新四军，如今却要以汉奸罪名被枪毙，他不服。 这不是普通犯人的临终狡辩。因为几分钟后，省公安厅的急电赶到，刑场停止执行。 黄标从死亡边上被拉了回来。一个被人骂了多年的人，命虽然暂时保住了，可他真正的冤屈，并没有马上散去。 黄标出生在1895年，湖北沔阳峰口一带人，也就是今天洪湖市峰口镇附近。后来形势变化，他与组织联系中断，在地方上靠着熟人关系和自己的胆气周旋。 起初黄标并不想接这摊事。给日本人办事，哪怕只是挂个名，名声也会毁掉。 可到1940年前后，地下组织人员找到他，希望他借这个身份进入日伪系统，替抗日力量打探消息、掩护人员、筹集经费。黄标知道，这条路一旦走上去，连亲人都可能不理解。 他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外人看到的黄标，是日伪峰口镇维持会长、自警团长，是能和日本军官同桌吃饭的人。 他手里有通行证，说话也有分量。乡亲们看见这一幕，心里自然发冷：这样的人，不是汉奸又是什么？ 可另一面，黄标要做的事正藏在这身“脏衣服”底下。他利用职务掌握日军扫荡动向，提前把消息递出去；他借水路检查和设卡收税的名义，把钱粮、布匹、药品一点点转出去；他还利用自己在日伪机关里的面子，营救被抓的抗日人员和无辜百姓。 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战，物资压力很大。黄标所在的秘密系统承担了重要经费来源。 后来的复查材料中，提到他一度每月上交20万银元左右。这个数字放在当时，不是小钱，足以支撑部队相当一部分开销。 这笔钱不是凭空来的，峰口一带船只多，水路繁忙，黄标借日伪允许他设卡管控的机会收取费用。白天看上去是在替敌人维持秩序，夜里却把银元、物资分批转移出去。 很多东西就这样从敌人眼皮底下流向山里和根据地。他还救过人。 日伪抓来妇女，准备送给日军，黄标想办法拖延，找借口把人放回去。被捕的新四军人员落到敌人手里，他也设法周旋，用假处置、暗转移的方式把人救出来。 这些事听起来像故事，可对当事人来说，每一步都可能掉脑袋。最苦的是家里。 黄标的母亲听说儿子“投敌”，怎么也接受不了，亲族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中除去，妻儿在乡里抬不起头，家人看到的也是他出入日伪机关，和敌人来往密切。黄标有口难言，只能把所有责骂吞下去。 后来他的母亲自缢身亡，留下痛骂他的文字。黄标回去奔丧，面对亲人的怒火，仍然不能把真相说透。 一个人要是能解释，委屈还算有个出口；最难受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却必须让所有人误会自己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黄标带着600多人和20条船回到襄南军分区。 他的身份一度得到确认，还担任过新四军汉沔指挥部副指挥长。按理说，这时候他的污名应该结束了，可乱世里很多事情并不会照着人的愿望走。 后来局势再度紧张，黄标在作战和转移中受伤掉队，与组织联系又断了。等到湖北解放后，他辗转到武汉，经人介绍进入武汉市公安局政保处情报站工作。 他在工作中也立过功，侦破过案件，但过去那段经历没有完整材料跟上，身份问题一直悬在那里。1951年，沔阳当地开展清查时，黄标过去那些日伪职务重新被翻出来。 对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，证据看上去很清楚：他当过维持会长，当过自警团长，和日军打过交道。至于背后的秘密任务，因为年代、联络断裂和知情人分散，很难马上说清。 于是，黄标被判处死刑。刑场上那声“不甘心”，其实不是临死前求命，而是一个长期潜伏者最沉重的自证。 他不是怕死，他怕自己一辈子干过的事被彻底抹掉，更怕母亲到死都以为他是败类。那种滋味，外人很难真正体会。 急电救下了他的命，却没有立刻还他清白，后来黄标仍被判刑十年，1953年8月3日，他病逝于武昌监狱，终年58岁。一个曾经在日伪内部冒险传递情报、筹措经费的人，最后没能等到真相完全打开。 他的平反来得很晚。1979年9月15日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，撤销原判，宣告黄标无罪。 1980年，武汉市公安局正式为他平反。2014年8月3日，黄标的骨灰安葬于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。 距离他在刑场上喊出不甘，已经过去63年。黄标这段经历，让人明白一个道理：隐蔽战线上的牺牲，不只是在敌人面前流血。 有些人要把真实身份藏起来，要承受乡亲的唾骂、亲人的误解，还要把痛苦压进肚子里继续做事。表面上，他像是在替敌人办事；实际上，他是在用敌人给的身份，替抗日队伍打开一条活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