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3年国民党警察厅长曾助毛主席脱险，后来进京谋职，毛主席为他安排了什么特殊职位？ 1910年初春，长沙第一师范的青砖教室里，三十岁的刘策成手执粉笔，从《春秋》讲到《庄子》，合上课本仍能信口陈词。后排那个瘦高学生专注聆听，这人便是毛泽东。师生缘分，由此扎下根。 课余讨论常常拖到昏灯，毛泽东追问古代变法得失，刘策成答得痛快：“读书若只为科第，何如卖豆腐？”潇洒一句，让青年更信服。几年的相知，埋下了后来屡次相助的伏笔。 1920年夏，毛泽东忙着筹备“文化书社”，却被启动资金难住。消息传到此时已任浏阳县长的刘策成处，他没多话，派随员送去三百大洋，说是“老师也想分一股”。这笔钱占了书社开办费近半，店门一开，新书常被学生抢光。长沙街头新思潮的火花，就这样被一位老先生的布衣之力点旺。 短短三年，局势翻卷。1923年10月，赵恒惕成了湖南督军，开口闭口“整肃异端”。他找来有姻亲关系的刘策成，授省会警察厅长一职，并暗令缉拿“滋事分子”毛泽东。外界等着看师徒反目。 夜深人静，刘策成唤来东区署长王建屏，只留下八字：“人要保住，场面得过。”王心领神会。当晚，巡警冲进清水塘扑了空，又转往仓后街工团联合会，悄悄递话：“离开长沙。”街头枪声吓坏市民，真实目的却是掩护。数日后，赵恒惕收到“已严搜未获”的回报，浑然不觉戏已落幕。 刘策成在厅长位上不过两年，心思多半花在修缮天心阁和收罗古籍。卸任后流转各地，抗战时期住桂林、昆明，靠讲学度日。有人劝他重返政坛，他只摇头：“文章可传世，官位难久留。” 1950年，67岁的刘策成写信给远在北京的昔日学生，陈述近况：“眼力衰，愿就文史之职，得与残篇冷简相守。”毛泽东批示湖南省府优待安置，但地方事务拖沓，半年无着。 翌年春末，刘策成拖着木箱北上，再呈一封亲笔信。三日后，中央办公厅派车把他接到东交民巷的惠中饭店，用度全包。周恩来看文件，当即签字：特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月供给七十斤粮、一点津贴，“专心治学”。 从此，老先生戴着沉重眼镜埋首故纸。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在1953年刻印，校勘字句皆凭放大镜与记忆。学界称其“谨严不失洒脱”，他却淡淡一句：“只盼学生们少走弯路。” 1957年9月，北京入秋。夜半灯下，他握笔至倦，伏案而逝，年七十四。桌上留着尚未完稿的《外篇补正》，墨迹未干。回望这一生，三度援手与两封批示交错成线，串起一段师生之情，也映出乱世中难得的光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