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9月16日下午，周总理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用餐。入座后，周总理对姜师傅说：“有醋鱼就可以了，这是你们的名菜，再搞两个菜就行了，不要搞多了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搞多了，吃不完，浪费。” 姜师傅听了一愣。堂堂一国总理，就点一条醋鱼，再加两个小菜？这也太简单了。他忍不住多嘴：“总理，您难得来一趟，西湖的莼菜汤、炸响铃、龙井虾仁都是招牌，要不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周总理笑着摆摆手：“姜师傅啊，我知道你们手艺好，菜多了真吃不了。咱们国家还不富裕，每一分钱都要算着花。” 随行的秘书后来跟我讲过一个细节。那天总理穿的中山装，领口磨得起毛边，袖口也打了补丁。不是他没有新衣裳，是他不让做。他说“国家还在爬坡，我少做一件，老百姓就能多买几尺布。”这话听着简单，细想心里发酸。一个管着几亿人大国的总理，吃顿饭连条鱼都要掂量半天。 楼外楼的伙计们那天可犯了愁。总理只要三个菜，可这是接待外宾之后的便餐，传出去多寒碜？后来还是老掌柜出了个主意：菜按总理说的只上三个，但把分量做精致些，盘子边儿上再摆两朵雕刻的萝卜花，不算菜，算“装饰”。周总理一看就乐了：“你们这萝卜花倒是好看，下了功夫，不浪费，好！” 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件有意思的事。总理夹起一块鱼肉，发现鱼腹上还留着几根细刺，他小心翼翼地挑出来，放在碟子边。旁边有人想帮忙，他拦住说：“我自己来，你们吃你们的。吃饭不专心，消化不好。” 这话说得平常，可在场的人都品出点滋味来，他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连挑个鱼刺都不愿麻烦人。 结账的时候又出了小插曲。周总理坚持要自己付钱，姜师傅死活不肯收。两个人僵在那儿，总理脸一板：“你要不收，我现在就走，以后再也不来楼外楼。”姜师傅眼眶红了，手哆嗦着收了钱。后来一算账，总理又让人核实了菜价，发现少给了两毛钱，专门派秘书骑自行车回去补上。为这两毛钱，来回跑了四十分钟。 很多人不理解，说堂堂总理至于吗？我琢磨过这事。他不是小气，是把“公”和“私”分得太清楚了。在他眼里，哪怕多吃国家一顿饭、占公家一分钱便宜，都是犯罪。这种自律，今天说起来像天方夜谭。咱们现在多少人吃个便饭动辄几百上千，剩一桌子菜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要论惭愧，谁该最惭愧？ 那天吃完饭下楼，周总理在楼外楼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望着西湖说：“好地方啊，要把她保护好，留给后代。”然后扭头对姜师傅笑笑：“醋鱼味道真好，下回来还找你。” 姜师傅后来跟人念叨这事就掉泪：“总理这辈子，连一条鱼都舍不得多吃。” 一条醋鱼，三个菜，几块钱的饭钱，两毛钱的补差。这些细碎的小事拼在一起，照见了一个时代的脊梁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可那份“舍不得”的精神，不知道还剩多少人在守着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