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素园57岁高龄毅然参加长征，毕生投身革命却因晚年特殊原因未能加入党组织 1949年11月29日清晨，毕节电报局的报机“嗒嗒”作响，值班员摊开电报纸条：“毛主席钧鉴——贵州毕节周素园叩贺人民解放军凯旋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七十岁的周素园写完这封贺电，捋了捋花白的络腮胡，神色沉静。此时距他随红二方面军抵达陕北，恰好过去十二年。 回望更早，贵州山城在晚清新政的余波里刚掀开教育革新的一角。1903年，二十四岁的周素园被请去普安师范教书。课堂外，他常把《变法通议》《民报》偷偷塞进学童课桌，“你们要睁眼看世界”，只这一句，学生记了一辈子。隔年，贵阳师范日籍教习冈山辱骂中国，周素园拍案而起，写信痛斥：“国步维艰，岂容旁人嬉笑？”这封信在学生间传抄，乡间书肆竞相刊刻，青年们从中尝到“爱国”二字的辛辣味。 1911年8月19日，武昌城枪声未息，贵州新军已在贵阳城北誓师。周素园被推为“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”，操着毕节口音发表激昂告示。然而掌声很快被战火吞没。革命果实落入新贵族之手，山城再陷军阀角逐。历经流亡、追捕、短暂为黔军效力，他越来越确信：旧路走不通。1925年，他收拾书箱，回到毕节青杠岭，在土墙老屋里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唯物史观》，“原来改天换地，也要先换脑子。”友人来访，他只淡淡一句：“且让我慢慢琢磨。” 1936年2月，红二、六军团翻山越岭抵达毕节。那年冬天尤其寒，城里米价飞涨，街巷却传来“打土豪分田粮”的新口号。贺龙上门，询问老人是否愿在当地筹组抗日救国军。周素园却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请求：“带我一道北去。”贺龙迟疑，他已五十七岁，又孱弱多病。老人掷地作答：“在黑暗里摸索近六十年，今见火光，焉可回头？”传言当夜军营灯火未眠，最后的决定只有十来字：“抬，也要抬着走。”八名红军在崎岖山道间轮换抬滑竿，老人常让人停下，自行拄杖行走几十步，以示“不累同志”。雪线、激流、饥寒，他咬牙撑过。12月2日，队伍抵达陕北保安，周素园身披旧蓝布长衫，骑着一匹掉毛瘦马进城，那副倔强模样让哨兵看得直发愣。 在保安，他第一次与毛泽东长谈。毛泽东笑称：“先生是我们用滑竿抬来的贵客。”老人摆手：“莫说抬，是同志相扶。”随后的西安事变，他写信劝张、杨以民族大义为重；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被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。出发西南前夕，他给贺龙留一句嘱托：“倘生命不济，骨灰寄延安。”字迹遒劲，却无丝毫悲凉。 西南统战的道路并不平顺。重庆的官厅冷眼，成都的警厅盘查，昆明的暗哨跟踪，都在考验这位胡须花白的学者。他先后三次上门求见四川当局，递交毛泽东亲笔信，劝请释放爱国青年；又在报纸撰文《受血的教训以后》，批评消极抗战。文章被删节，他照旧投递下一封手稿。有人暗中劝他收声，他只答：“国家事，大过嗓门。” 1949年冬天，解放军翻越乌蒙山，毕节易帜。街头巷尾开讲座、发传单，与十三年前的红军宣传如出一辙。周素园主动协助接管，建议保护盐井、煤井，别让投机商人趁乱哄抬。翌年，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1951年11月，他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。3日下午，毛泽东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他叙旧，亲手递上用枸杞炖的燕窝汤。毛泽东轻声说：“先生仍未递入党申请？”他微一欠身：“人贵知止。此身情感归党，学理尚自检讨。”话音未落，领袖一笑：“不必勉强，心在便是。”这段对话后来被旁侍者记录，“尊重二字”落在纸上，也落在统战史册里。 新中国初年，西南百废待兴。周素园跑矿区、看梯田、查水文，撰写长篇《开发滇黔川黔中矿产方案》，建议建设电站、改良道路。文件送到中央，被批示“详加研究”。他的子女求调省城，老人只写纸条贴门口：“为公不徇私，父子各安分。” 1958年2月1日，遵义路旁一栋青砖小楼灯火通明，老人静静辞世，享年七十九岁。贺龙、朱德发电悼念，贵州省送来挽联，上书八字：“赤子之心，古儒之风。”灵柩旁并无党徽，却摆满红军老战士折来的白纸花。有人低声道：“他一生没办完两件事：入党与多活几年。”微弱烛火摇曳，映出那本泛黄的《光明日记》扉页，那句十二字箴言仍在——“期待着光明，等候着光明，望见了光明，光明来到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