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国联军为何执意攻打北京？又为何非要先拿下大沽口炮台？ 按洋人的说法，他们动武的理由只有三个。 第一，进京“救人”。1900年6月10日，慈禧任命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载漪随即下令允许义和团民众进入北京，大批团民自此涌入京城。也正是从这一天起，北京城内各国使馆的对外通讯彻底断绝。 第二，西摩尔率领的进京救援部队与后方完全失联。得知使馆通讯中断后，各国公使紧急商议，决定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2000名援军，从天津租界出发乘火车进京驰援。可6月13日，西摩尔的援军刚到廊坊，就遭到义和团与清军的联合阻截围困，彻底和后方失去了联系。这让各国海军将领认定，这支救援部队已经陷入绝境。 第三，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在通往天津的要道、大沽口等关键位置集结，天津紫竹林租界内的两千多名外国守军，直接暴露在义和团与清军的军事威胁之下，处境岌岌可危。 外交人员生死不明、救援部队杳无音信、天津租界危在旦夕，在这三重背景下，各国公使决定立刻启动第二套方案——正式组建八国联军，以“解救外交人员”为名，大举进兵北京。 而大沽口，正是这场军事行动的核心要冲。它是天津海河的入海口，是京津的门户、进京的咽喉，更是拱卫天津的核心屏障，对联军与清帝国而言，都有着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。 当时的大沽炮台，是由四组炮台构成的完整坚固防御体系。这座炮台曾在1858年、1860年两次被英法联军攻毁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专门聘请德国技术人员，斥巨资重修扩建，共安装各型火炮177门。炮台正面是一片开阔地，地面布满尖桩障碍，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，常驻守军多达三千余人。除此之外，清军还有一艘巡洋舰、四艘鱼雷艇停泊在大沽口内的水雷营码头，与炮台互为犄角，共同拱卫大沽口防线。 6月15日至16日，联军海军接连发现清军的两个关键动向：一是大沽炮台守军正在河口布置水雷，准备封锁海河航道，而这将直接切断联军的登陆通道；二是清军部队正在向联军舰队靠近，意图占据东沽车站、拆毁铁路，切断联军与天津的陆路联系。 为此，各国联军海军将领立刻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，名义是“维持与天津之间的交通联络，保障进入海河的水路畅通”。联军最终决定，向直隶总督裕禄、大沽口炮台主将罗荣光递交最后通牒，限期17日凌晨两点前交出炮台，否则联军将以武力强行攻取。 听听这套强盗逻辑：我打你，是迫不得已；我动武，是别无选择。 最终，俄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意、奥七国的海军司令官，均在这份最后通牒上签了字。唯独美国没有签字——美国海军少将路易斯认为，武力攻击大沽炮台，等同于对清帝国正式宣战，他无权擅自承担挑起战争的敌意，因此拒绝参与此次行动，仅愿意派出一艘老旧炮舰，作为附近侨民的避难场所。 与此同时，联军同步完成了军事部署：集结九百余名士兵组成突击队，专门负责登陆强攻炮台。各国海军将领还提前拟定了作战预案：若清军率先向联军开火，舰队立刻开炮还击，随后以突击队快速登陆夺取炮台。无论清军是否交炮、是否还击，17日凌晨两点，联军都将按计划准时发起攻击。 6月16日上午会议结束后，联军在当晚九点，将最后通牒正式送到了大沽炮台大营。主将罗荣光清楚，这场冲突已无可避免，他当即传令南北各营全面戒备、严阵以待，同时派人火速向天津告急求援。当时，德国“伊尔提斯”号舰长兰兹上校正好来到清军大营，罗荣光便通过他，向联军方面正式传达了拒不交出炮台的决定。 而一个足以戳破联军“被迫动武”谎言的细节是：有史料明确记载，直隶总督裕禄，直到6月17日凌晨卯时（早上5点至7点），才收到法国领事杜士来送来的这份外交照会。而此时，大沽口的激战，已经打了整整好几个小时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