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，在床上疼的直打滚。突然，孩子掉下来，她长舒一口气说：“终于下来了！”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…… 1956年初秋，张爱玲在麦道尔文艺营结识了赖雅。一个是名气尽失、靠美国社保金度日的过气好莱坞编剧；另一个是初来乍到、银行账户里存款不足20美元的流亡作家。两人在彼此最落魄的时候相遇，像两块在寒冬中冻僵的木头，拼命凑在一起摩擦取暖。 药片在胃里烧得厉害，张爱玲咬着枕巾，汗水浸透了磨破边的床单。窗外的枫叶红得像血，她想起赖雅前几天摔断腿时，自己在医院走廊里算过的账。 他的医药费、两人的房租，还有那本迟迟卖不出去的译稿，每一笔都像勒紧脖子的绳。 孩子掉落在搪瓷盆里的声音很轻，却让她浑身一松。她扶着墙站起来，腿软得像棉花，看着盆里那团模糊的血肉，突然想起上海老宅里的铜盆，母亲曾用它给她洗过尿布。 那时的日子再清苦，总有盏灯为她亮着，如今她连给一个新生命点灯的勇气都没有。 赖雅拄着拐杖进来时，闻到了药味。他看着马桶里旋转的水波，突然捂住胸口咳嗽起来。 “爱玲……”他想说什么，却被她打断：“稿子明天要交，我得去改。”她坐在打字机前，指尖在键盘上抖，打出的句子却异常工整，像她强撑着的体面。 那本《秧歌》出版后，张爱玲把稿费换成了赖雅的止痛药。有次他疼得厉害，拉着她的手说“对不起”，她抽出被攥皱的稿纸：“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选的。” 话虽如此，夜里却总梦见一个穿红肚兜的孩子，站在雾里看着她，不说话，眼里全是水。 文艺营的冬天来得早，暖气时好时坏。张爱玲裹着赖雅的旧大衣改剧本，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。 赖雅在一旁写回忆录，偶尔抬头看她，见她领口的线头松了，想伸手去揪，却被她下意识躲开——自那以后，她总在不经意间保持着距离，像怕被什么烫到。 多年后，她在给朋友的信里提过这件事，只写“那时太穷了，穷到不敢有明天”。信纸上的字迹比年轻时瘦了许多，像被生活抽去了筋骨。 有人说她狠心，可谁见过她把孩子的胎发偷偷夹在《红楼梦》里？那本书，她走到哪带到哪，书页间的发丝早已泛黄发脆。 赖雅病重时，张爱玲在病床前读自己的新作。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亮，说“像年轻时的味道”。 她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掉在稿纸上：“我早就不是年轻时的我了。”那些关于爱与孩子的憧憬，早在那个堕胎的清晨，随着冲向下水道的水波，永远留在了1956年。 晚年的张爱玲独居洛杉矶，房间里堆满了未拆的邮件。有次整理旧物，翻出赖雅送她的铜戒指，内侧刻着模糊的“爱”字。 她对着戒指发了半天呆，突然起身去厨房，烧了壶开水，像当年那样烫洗搪瓷盆——只是这一次，盆里空空的，什么都不会再有了。 世人总爱议论她的冷漠，却少有人问她为何冷漠。在那个连面包都要数着片吃的年代，一个流亡女作家，要如何在残破的爱情里，给一个新生命安稳的未来？她扔掉的或许是孩子，守住的却是自己仅存的、不向生活乞讨的尊严。 所谓抉择，从来带着血淋淋的疼。张爱玲的“狠心”背后，是对现实最清醒的认知。 她给不了孩子想要的生活，便不愿让他来这世上，重复自己的颠沛与孤独。这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，却是那个寒冬里，她能做出的、最不辜负自己的选择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讨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