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重庆解放前，我党派人找到杨森，提了四个条件，杨森说：“第一条我保证做到，但后面三条，我一条也办不到！” 看到那段历史:“那就是1949年重庆快要解放的时候，咱们派人找到了割据重庆的大军阀头子杨森，提了四条实实在在的条件。杨森听完，嘴角往下拉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跟人说了一句良心话：‘第一条我保证做到，但后面三条，我一条也办不到！’”那个年月的重庆城，好多老辈人讲起来，到今天都还直叹气。 1949年深秋，解放军从湖北恩施和湘西那边一路打过来，势如破竹。国民党部队根本挡不住，跑的跑，散的散。到了11月中旬，奉节、云阳、涪陵这些地方全被解放了，重庆已经是摇摇欲坠的局面。 杨森的末日恐惧，相信不用人说，他自己比谁都清楚。 这时候，解放军刘、邓大军的前沿部队已直逼重庆南岸。蒋介石跑到重庆躲在这儿苟安一时，仗着还有十几万残兵，心里打着逃跑前把重庆城炸个稀巴烂的毒算盘。山城的老百姓在那个火盆里，谁不害怕天亮就是灰烬？就在最危险的关口上，咱们川东地下党组织咬紧了牙关，派人和杨森接上了线。 这天夜里不到三更，地下党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。 杨森没睡，一根接一根烧烟。听完来人冷冰冰地提出了四条路:“保护重庆的市容和那些发电厂、工厂，不搞破坏；尽力营救被关在渣滓洞、白公馆里头的革命志士；率领第20军起义投降，别跟着蒋介石去台湾，共产党保你性命安全；如果可能，借机活捉蒋介石，将功折罪”，杨森一颗颗摆弄手里那串佛珠，沉思一阵，说出了一句足以让他今天被大江南北记得的凉心话： “老实跟你的人讲吧，第一条，不破坏建筑、不炸大溪沟发电厂，这些人命关天的活，我是重庆的主官，蒋介石拿这个逼我当替罪羊，可这城也是我杨森出生的地方，我不给你搞爆炸。你们的人谁都放得下这个心。但第二条放人，不是我说放就能放，毛人凤、徐远举这帮子特务头子，他娘的手里权大着呢，我去了也没用；最后两条叫我起义，还活捉蒋介石？我没有那么高的本事不说，让老子脸朝向了这边又咬那边的东家，这种事我这一辈子干太多遍了，实在干不下去了。” 这段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看透了这个人的真面目。杨森在军中有时候像个饱经世故的人，但是临门一脚，他既没有骨气干脆起义投到光明一边，又没有血性真刀真枪跟蒋介石对着干去救关在牢里的那口人。话说得冠冕堂皇，可底下全裹着那套军阀的狡诈和私心肠子。 我读完这段往事的时候，心里堵得慌。杨森这一辈子，真的是个十足的两面人。当年抗战爆发，他二十军出川抗日，在淞沪战场的顿悟寺，亲自提着枪带着弟兄们硬顶日本兵的飞机大炮，杀得日月无光尸山血海的，让当地的中国老百姓敬重了好几分。抗日有功没有错，可是转过头来，手上沾满革命志士的血也是铁一般的事实。 好一条汉子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心里头就撑不起来了呢？ 让我来说透了：杨森不是没有机会做一个痛痛快快的好汉，也不是真没胆量拉着队伍起义投靠光明，他心里什么不知道？可他的骨头早早早就让蒋介石的硬衬衣糊住了，几十年来附在这股势力身上吸血，到了绝路，才醒悟晚了。大事当前，态度就是不够硬，嘴上最滑头的老好人，实际上一点原则也没有，一条软脊梁骨豁不出去。说白了，杨森就不是一个能豁出去的人。他怕死，更怕穷，还怕别人说他没良心。这种军阀习气深入骨髓，巧言令色、两边通吃，最终把路走到了台湾岛上去。 讲起来可笑可悲也可恨。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城锣鼓喧天，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进城，欢天喜地庆祝解放。杨森呢？天还没亮透，就在白市驿机场爬上了飞机，带着十几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一路逃到了台北。他倒好，这一逃，干干净净把重庆人民和那些未解放的同志给全撂下了。 听老前辈讲到这里，我自己有时候想一想，一个人在生死抉择的关头做什么选择，那就是给这人一辈子盖棺定论的最后定心锤。杨森躲在一个是非墙上，两边都不真得罪，两边都不真起效。这样既保了自己一丝丝表面的“不搞破坏”的良知，又把锅甩得干干净净，让蒋介石抓不住他起义的把柄。这是做人做到最难堪的地步了。 也许有人会说，杨森至少还做到了一点，保住了重庆的大溪沟发电厂和市容没有成为一片焦土。这个我不否认，这件事对重庆老百姓确实是件恩德。可若追问他的人格，一生中既没加入共产党，也没真正起义加入人民的队伍，和后来那些看得清大势、英勇起义的将领比起来，差得太远了。杨森这个人啊，就是那个年代乱世军阀的一个活标本：聪明有余，正气不足，投机了一辈子，最后落得个万古骂名。 人活在历史上的裂痕处，可惜不敢迈开大步跳过去。 一直到1977年，杨森在台北以93岁高龄闭了眼，临死也没能回到四川广安那个生他养他的小镇，落叶归根的念想终究成了一纸空叹。这就是他自己选的命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